我素来认为，古典小说最难懂的部分是名物。当年读 《红楼梦》第五回，被秦可卿卧房里的各种器具“亮瞎了眼”——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秦观的对联、武则天的宝镜、赵飞燕的金盘，以及盘内 “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真可谓：满眼锦绣（很好看）却不知所云（看不懂）。阅读古典小说的过程中，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如果不借助注释和专家解析，普通读者很难搞清楚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就使 “名物学”变得十分必要。
所谓名物学，我的理解，是指辨识古代器物，包括礼器、书画、金石、服饰、建筑、动植物、日常用具等。看似繁琐且形而下，却有着重要意义。王国维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器物也如此。商周青铜器、秦砖汉瓦、唐宋瓷器、明清家具，皆各有特色。而隐藏在器物背后的，是其所处时代的技艺、审美和生活方式。
就是说，名物不仅仅是“物”，更是一种文化凝聚，它是先人留给我们解密古典世界的锁钥。而打开这把锁钥的钥匙，就是名物学。例如，我们不可能穿越到北宋汴梁，流连于繁闹市肆，却可以通过《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名物，一睹东京梦华。
在当代学者中，以名物学见长者首推扬之水。十多年前，她以一本《诗经名物新证》，刷新了我们对这部古老诗集的认知。这以后，扬之水的名物学之路越走越远，新意迭出。近期，她又推出《物色——金瓶梅读“物”记》，详考《金瓶梅》中的名物。
作为晚明文学代表作，《金瓶梅》读者很多，但专注于名物的，罕见。尤其对普通读者来说，看小说，看的是故事情节，至于名物，基本是一晃而过。这就很容易错过埋在字里行间的各类机关。而这些机关，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
以西门庆的书房为例。西门庆也有书房？要不是扬之水提到，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想必当初读的时候，根本就漫不经心。其实，《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写到了西门庆的书房，而且从位置、格局写到陈设，可谓巨细靡遗。你可能心生疑惑：写那么详细干嘛？这当然是有深意的。
按照《金瓶梅》作者的设定，西门庆是破落户出身，靠巴结官府开生药铺发了大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典型的暴发户。暴发户要附庸风雅，所以在家中也设有书房。那西门庆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呢？作者写到，里面摆着折叠靠椅、彩漆凉床、木香棚等，表面上色彩纷呈，但绳之以文人标准，则只落得个“俗”字。与西门庆差不多同时代的文震亨就在《长物志》里说，文人的书房应当清雅，弄一盆“开得甚是烂熳”的瑞香花放着，岂非喧宾夺主？就连西门庆书房里最文雅的装饰物——四轴山水，以当时文人的眼光，也属于俗物。屠隆《考槃馀事》说，文人书房挂“单条”最合适，挂对轴已经有损雅致，挂四轴，就是俗不可耐了。
屠隆为万历五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写过戏剧，还校订了《西厢记》。文震亨为文征明曾孙，晚明书画家、园林大师。扬之水举出这两位士大夫的意见，来反观西门庆书房，意思很清楚：西门大官人的审美段位，实在是低俗，而他的书房“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这，是小说作者有意为之。透过对书房的细写，他不动声色地点出了西门庆的性格、社会地位及行为逻辑。
这也让我们认识到，《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拥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他的审美水平，至少跟晚明文人是处于同一个层面的。他本人很可能就是个文人。否则，他怎么可能将西门庆书房的陈设，写得恰好跟文人的品位相反？这必须是非常熟悉才能做得到。
有趣的是，有研究者考证，屠隆即为兰陵笑笑生。若果真如此，西门庆书房的原型就有迹可循了。屠隆《考槃馀事》记录“文房清玩之事”，那么把它反过来写一遍，不就是西门庆书房吗？
《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书房总共出现过没几次，并不显眼。扬之水偏从小处入手，用一间小小的书房，揭示出大问题。这就是名物学的魅力。而《金瓶梅》的名物，远不限于书房，《物色》一书就详细考辨了各色名物，如网巾、梳背儿、银执壶、描金床、金玲珑簪儿等。这些貌似互不关联、琐碎平淡的器物，对于“铺设线索、结构故事”，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扬之水对名物的钻研，拓宽了《金瓶梅》甚至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视野。诚如她在后记中所言：“《金瓶梅》开启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微细之物的描写。”这也影响了后来的《红楼梦》，曹雪芹对于家具、服饰、草木等名物的描摹，明显脱胎自《金瓶梅》。
另一方面，明清时代离当代已经很遥远，仅仅了解《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并不足以引领我们“重回古典”。这时候就需要名物学，将“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微细之物”加以辨识和呈现，摆到读者眼前。通过这一器一物，我们才有机会进入古典世界的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