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住院了，在宣城。大哥5月22日上午打来电话，我问是什么病，大哥说是膀胱结石，先观察几天，看看情况再做打算。二哥最近比较忙，要割麦子要栽秧，抽不出身，大哥让大侄子张广宣开车把爷爷接到宣城，现住在宣城市人民医院。
父亲是退休教师，今年九十一岁了，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起来都很早，然后拄着拐杖到田畈里转转，呼吸一下田野的新鲜空气，有时候顺便看看二哥田里的庄稼，回来告诉二哥庄稼的情况。早饭后，要么到八保桥“村村通”水泥路上再走走，要么坐在房间靠椅上背枕颈椎治疗仪，边治疗边看看电视，声音开得老大的，有时候也帮二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下午和村邻打点小麻将，晚饭后稍稍看会电视，八点左右睡觉休息。
膀胱结石的毛病，我们去年才知道。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平时有些头疼脑热的，自己到村卫生所，打个针或是开点药，有时候把医生请到家里，打些点滴，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二哥就用拖拉机把父亲送到镇医院。也许是条件限制，医生也没有查出所以然来，开些简单的消炎药，也就算了事了。父亲吃药后感觉疼痛减缓了，怕我们着急、担心，就咬咬牙过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年七月，病再次犯了，二哥看父亲一连数日吃饭不香，没有精神，只是痛苦地皱着眉头，不说话。问他怎么了，也只是摇摇头或是轻轻地说没什么事老毛病。这次好像与以往有些不同，村医生、镇医院的药似乎不起什么作用。二哥见父亲的病不见好转，很是着急，反复追问，父亲才在无奈的情况下告诉二哥，小便时腹痛得厉害，而且针扎般难受；有时候有欲方便的感觉，但又不是。十八日下午二哥通知我，十九日上午，二哥和我包车把父亲送到县医院。自然首先是全套的检查，B超、拍片、常规等，门诊医生看过片子后，说是膀胱结石，而且已经很大，55*64mm，建议最好是手术，要我们在住院部去咨询。我们又问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医生说没有。我们来到住院部，住院部医生仔细看了B超单和片子后，就直截了当地说，年龄大了，怕出意外，我们不敢手术，建议保守疗法，并且说了些危言耸听的话，无奈只好开了些药回家慢慢消炎。
就这样，父亲的病暂时被耽搁了下来。
下午，我赶到宣城的时候，父亲在大哥家里，见我去了，很高兴，晚上吃了一大碗饭，还给我说了些当年爷爷一担箩筐下江南的艰难创业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告诉我这些。大哥告诉了我医生的诊断情况，并说医院建议手术。
第二天早上我和大哥陪父亲到医院，我们把去年的治疗情况详细地向查房医生泌尿科主任医师张仁涛作了介绍，他告诉我们，根据近几日的观察治疗，父亲的身体状况良好，可以手术，而且是很快就能解决的小手术。我们因为有了去年的经验，一再询问医生，有没有把握，把握有多大等。医生给我们作了详尽的解说，并负责任地告诉我们没有问题，比父亲年龄大的躺在轮椅上来的，都可以手术，何况父亲大脑、精神一直很好，手术应该没有问题。二哥来了后，我们兄弟三人商量决定给父亲手术。医院根据安排，定在5月29日上午。
29日，天有些灰暗。早上7时45分，父亲被送进了手术室。我们兄弟三人、大嫂及侄子、侄媳等，静候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时间在滴答滴答地分分秒秒地流逝。我坐在家属等待区域的靠窗的排椅上，眼望着外面栉比的高楼，不自觉地想起了2004年。这一年是父亲，也是我们做儿女的无法忘记的一年。16天内父亲连续两次头部手术，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了几次，可以说父亲受到了平生以来最大的生死考验。12月5日，父亲因跌撞导致头颅渗血，住进了医院。很快经历了第一次脑颅出血手术，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头几天无论创口还是神智、精神都很好，各项指标正常，医生每次查房也都非常高兴热情，但就在第十四天的时候，却不知何故，父亲高烧不止，突然处于半昏迷状态，不能说话，即使说话，也只是梦呓般地“胡言乱语”。医院会诊后，再次对手术情况进行了分析，决定第二次手术，慌慌从芜湖弋吉山医院请来教授亲自手术。自第二次手术后，父亲就始终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多次询问医院，医生穷其所智，给我们作多方面的解释和安慰。已经动用了最好的医疗设备，父亲的病却不见好转。第五天头上，医院看父亲还没有醒过来，就通知我们把父亲送回家，准备后事，并说已经尽力了，没有办法。兄弟三人无奈地看着医生，面对医院的判决，悲伤和痛苦一下子涌上心头。记得是上午，是个阴天，刺骨的冷风吹着，我们兄弟坐在医院120急救车里，默默地陪着仍处在昏迷状态的父亲回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偶尔为父亲掖一下被子。车在凄冷的寒风里电掣，心随着车轮的转动不断地下沉。过老318国道，入西山村，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那时村村通的春风还没有吹到这里，我在《东兴那条路》中也详细地写过），使120“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颠簸着、摇晃着，父亲躺着的病床不时地左右前后剧烈地抖动着，我们兄弟紧紧地摁住床沿，静静地看着仿佛睡着的父亲，无奈地往回走。车过张家村，已到八保桥，父亲突然睁开眼睛，望着我们，说不出话，那表情分明在问我们，这是到了哪里，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是父亲第二次手术后第一次睁开眼睛看着我们，我们惊喜地急忙连续呼唤父亲，唯恐父亲再睡，并告诉他——回家。
后来，是二哥嫂的用心调理、伺候，父亲居然挺过来了，只是语言神经在第二次手术时可能受到些许创伤，说话吐词不是很清楚，但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哪知父亲的磨难并不仅于此，今天又要遭受巨大的痛苦。8时40分，医生全副武装地从手术室里送出折磨父亲数年的顽石，笑着告诉我们，一切正常，马上可以出来了。并说动过这么多年手术，还没看过这样大的结石，你父亲真是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们兄弟三个看着用塑料袋装着的恶魔，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既是高兴又是担忧，还有些许的埋怨。高兴的是解除了父亲多年来的痛苦，担心的是怕出现04年的反复，虽然是小手术，但毕竟年事已高，埋怨的是地方医院人为地让父亲多痛苦了一年，如果在去年取出结石的话，可能效果还会好些。结石只有一个，椭球体，鹅卵石状，鸡蛋大小，表面看上去，荔枝颜色，荔枝皮样，有点像蛋糕，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估计足有150克。十多分钟后，父亲被推出了手术室，看着父亲安详的表情，我们悬着的心暂时放下来了。回到病床上，点滴、导流、脉冲等，一阵忙活后，医生嘱咐我们待会儿把结石拿去化验，同时要求我们多与父亲说说话，不能让父亲睡得太深；要用热毛巾帮忙擦擦身体，经常注意翻翻身，轻轻地捏一捏腿和脚，促进血液循环等。父亲是半身麻醉，腿还不能动，但气色很好，精神也好。大哥怕父亲着急，坐在床头，不时地告诉他手术的情况，劝他安心静养。 (人生哲理 )
我这才仔细地打量起病房来，这是住院部二楼泌尿科第五病室，三十平米左右，三张可以升降的病床，一个茶几似的方便桌子，病人可以坐在床上，伏桌吃饭，不用的时候，折放在病人的床脚。父亲靠里，病房里有橱柜、有电视、卫生间，每个床头还有一个矮柜。窗外依旧是昏沉沉的。
整个上午，比较安静，我们轮流和他说话，给他按摩腿和脚，把结石拿给他看，他还笑着说，这么大。下午的时候，腿渐渐恢复了知觉，而且能稍稍弯曲、伸直，给他翻身时，也能主动地配合。我们正在庆幸手术的成功，麻醉剂量恰到好处的时候，父亲忽然亢奋起来，精神特别地好，闭着眼睛开始说些我们听不明白的话。我知道，让人担心的事情来了，父亲开始产生了幻觉。记得04年第二次手术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接着就发烧、昏迷，没见好转的迹象。想想很是后怕，我们赶紧询问医生，医生说是正常现象，比父亲年龄小的甚至有些年轻人也是这样，这是麻醉刺激的影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手术是非常地顺利，不要着急。虽然我们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的恐惧却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加剧着。我和大哥，还有广宣一刻也没有停过（二哥看父亲顺利地走出手术室，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回广德了，田里农活正忙着）。父亲夹在手指上的脉冲夹经常在不自觉地掀开被子的时候脱落，显示屏上，一会血压没有了，一会心率起搏过缓，医生和护士随着我们的呼喊，无奈地跑进跑出。下午三点四十左右，父亲开始发烧，37。8C，而且过于激动，眯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嘴里不停地说东说西，一会儿是自己当年的事情，一会儿是打麻将的事情，一会儿又说看到了什么，和谁说话。我们摇动他的身体，不停地呼唤，尽量不让他产生更多的幻觉，他就使劲地挡开，不让我们碰他。大哥一边为父亲捏腿、按摩，一边不停地和父亲说话，好不容易让父亲清醒过来，但不到十分钟，又反复了。不知多少次。
晚饭后，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一直守在病床的大哥，按照医生的吩咐，为父亲擦洗身体，换好干净的衣服。大哥住在老宣师专家楼，离市人民医院有一里多路。今年70岁，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血压非常高，腿上静脉曲张得很厉害，宛如条条暴突的青龙。自21日父亲住院以来，他在医院和家里，两头来回，每天都要跑好几次，照顾父亲的治疗和饮食起居，忙前忙后，很辛苦，尤其是心理压力大。虽有两个侄子张广宣和张志轮流着替换，但终究是不放心的。大嫂负责买菜烧饭，照顾两个孙子，一有时间就到医院看望父亲。天色已晚，雨还在下着，我们让他早点回去休息。
我和广宣值夜班，上下夜轮流，说是轮流，其实我们都没有睡觉，都不敢睡。广宣在家搬来了靠椅，还带来了拖鞋，准备打持久战。麻醉过后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创口似乎没有什么疼痛，也没有什么睡意，一会望着天花板，一会左右看看我和广宣，也不说话。我们每隔段时间为他左右翻身，提醒他注意盖好被子，不要着凉，他笑笑，把伸出的手臂放进被子里。听到他自言自语，念念叨叨的时候，我们就叫醒他或是轻摇他的身体。也许是躺的时间太长的缘故，手总是不由自主地伸出被子外，然后又不自觉地掀开被子，想散去身上的热气。我和广宣都很小心，见到他翻开被子，像听到了命令似的，立即帮忙把盖上。“热，凉快一会”，他轻轻笑着说。“热也要坚持，你在发烧，是不能再着凉的，知道不”。我总是强制性地对他说。我们又帮忙把手放进被子，然后掖好，他痛苦无奈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偶尔皱一皱眉头，但过不多久，又是这样。整个晚上，像这样简单的动作不知做了多少次。护士在不断地给他打着点滴。
窗外的雨，时断时续，四周似乎没有了来自天籁的传音，唯有前面门诊大楼里的灯光，在不断地划破这夜的静寂，潮湿郁闷的空气和着其他病人发出的鼾声，和偶尔的轻轻的咳嗽声，弥漫在整个病室里。半夜的时候，护士来量体温，37。5C，依旧有些低烧。过了会儿，忽然听到父亲说：“你看，电视掉下来了，快跑，你们怎么还不跑”，一会看电视没有掉下来，又念叨说：“我的拐棍怎么跑到楼板上去了，快给我拿下来”。我们赶紧叫醒他，告诉他，这是幻觉，他睁开眼睛朝我们看看，长长地吁了口气，算是明白过来。迷糊最厉害的时候，大约是凌晨四点左右，大哥乘着夜晚昏黄的路灯，踩着泥泞来到医院。我问他怎么不在家休息，白天还要换我们，他说，睡不踏实，老想着父亲，干脆过来守着，我放心些。大哥见父亲暂时还安静，也没有说什么，倒去了引流袋里的小便后，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父亲，不时地为父亲掖好被子。父亲在朦胧中睁开眼睛，对着大哥看了好一会，却不认识，居然问大哥是谁，来干什么。我们都相视苦笑。
第二天上午，大哥没有离开医院，依旧守在父亲的床前，他叫我到他家睡会，可我去了后，眯了会，睡不着，又到了医院。白天病室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侄媳侄孙都来了，和他说话的人也多起来了，两个侄子广宣和张志（宣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也都守在爷爷的病床前说说话、聊聊天，分散爷爷注意力，尽量避免出现幻觉。特别是广宣，这几天，白天夜晚始终陪护在爷爷身边。医生照例是点滴消炎，从早上到夜晚，没有停过。父亲整个白天都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中度过，清醒的时候，什么都明白，和他说话与平时一样，但糊涂的时候，却语无伦次，不明所以。我们在担惊受怕中挨过了又一天。直到夜晚十时左右，父亲才开始慢慢地神智清爽起来，安安静静地休息，有时还能听到短暂的鼾声。大哥凌晨一点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又来到医院，看着父亲能够小睡会儿，也就踏实了许多。四点钟后，父亲就完全正常了。我们把他在幻觉中说的话，告诉他，他笑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老想坐起来，或是想下床走走，我们又反复地劝说并提醒他，手术的地方皮肤要尽量舒展，否则影响生肌，愈合慢，耽误拆线的时间。好在父亲通情达理，听我们这样说，就默默地坚持住。非常难过的时候，叫我们帮忙给翻个身，或是把床适当地摇起来一些。这一晚，我和张志值夜班。
第三天早上，父亲就能吃些稀饭了。我没有想到九十高龄的父亲恢复得这么快，创口愈合很好，只是痒痒的，他总是不自觉地用手去摸，有时候做出要抓的样子，我们急忙劝说并挪开他的手，而且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渐趋于正常。颇让我在惊喜之余也感动有些意外。市医院名不虚传。我在医院食堂里买了碗稀饭，父亲居然把吃完了，而且还想吃大馍（父亲向来喜欢面食），刚刚能够吃饭，当然是不能多吃的。大嫂听说父亲能吃饭了，忙在家里熬粥送来，一口口喂给父亲吃。
下午，二哥叫侄子张庆华（广德誓节小学教师）忙完了儿童节的节目后，来宣替换我。
以后，一连数天，我在电话里不断了解父亲的病况。知道父亲能坐着吃饭了，创口几乎没有什么疼痛了，而且始终在清醒的状态，再也没有出现反复，有时候大哥他们还扶着下地走走。病渐渐好起来了，身体硬朗了，我心里就特别高兴。6月7日，我再去宣城接父亲出院的时候，创口不疼了，而且长得很好，本来劝父亲在大哥家多养几天，利索些再回二哥家，可他就是不肯，说什么也要回广德，看看二哥的秧栽好了没有。我和大哥中午去办理出院手续，下午，广宣开车送回广德。天依旧是??鞯南赣辍
端午之前先后两次回去看望父亲，父亲在二哥二嫂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渐渐地康复，精神很好。端午再回去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正在房间里玩小牌，他对我说伤口已完全愈合，起坐自如了，只是动作慢些，还说再静养几天，就能打麻将了。我听到后，非常地欣慰。
父亲的这次手术，大哥一家辛苦了。十八天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医院里，24小时陪护在父亲身旁，精心地护理，尤其是手术那段日子，全家全心周到地照顾，在此特别道一声：大哥、大嫂，你们辛苦了！你们也要注意保重身体。（2013写于父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