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那年，我都十九岁了。
农村孩子上学都晚，我也不例外。
父亲开着四轮拖拉机上山拉石头，准备家里新房子的地基。
应他的话说：“那新房子，是给你准备的。”
我们那个地方的传统，就是在男孩十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就开始准备新房了，如果不上学，十九二十岁左右就要结婚成家的。
二十多年前，那时考大学还是很艰难的，录取率也低，对来自农村的高中生来说，考个大学无异于比登天还难。
于是，在县城上高中的、来自各乡镇农村的男生，一个班里大概有一大半都在家里定过亲事了，似乎就是一种风俗，谁也不去笑话谁。
逢年过节前，有一半男生都要请假的，因为要去未来的老丈人家送礼去，顺便把未来的媳妇领回家来过几天。
有时一连几天哪个男生不来了，不用多问，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回家结婚了。
这种事儿，在当年的我们那个学校，是个司空见惯的事儿了，早就见怪不怪了，校长张咏春也没有办法改变。
他自己的婆娘，名叫曹大香，就是以前上高中时在老家，由他父母定的亲事。
曹大香矮黑土肥圆，走起路来，呼哧呼哧的，多远都能够听到。
张咏春从政治老师升到教务处长，然后副校长，有点儿想要跟媳妇离婚的架势，被媳妇撕打抓挖了几次，怕影响了自己的仕途，也就寂寞烟花冷，气焰一蹶不振了。
当校长之后，利用职权，把媳妇安排到了学校的油印室，天天戴着花袖头，专门负责印卷子，一身的油墨味儿。
班主任王富伟老师总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世道变了，人心都散了，书也念不进去了，随他去吧。”
其实他自己的媳妇，名叫高小燕，也是上高中时候由父母定下的，如今在学校的食堂里负责打饭，个子高挑细长，细皮嫩肉，双眼叠皮的，颇有些姿色。
父亲对我的亲事似乎很有些焦急，因为他有三个儿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俩，比肩长着，要先解决我的终身大事。
再说，村里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同龄人，孩子都有了，父亲看着也眼气。
我在县一中住读，晕晕乎乎的上着学，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清晰的目标。
一星期回家一趟，每周六下午学校放假，骑个自行车，木脚踏子，叽嘎叽嘎地，要蹬个六十多里才能到家。
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到门前的河沟里洗个澡。
然后周日下午再带着半口袋玉米面和着小麦面做成的花卷子，以及妈妈腌渍的老盐豆子返回学校。
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父亲托人到处张罗，要给我找个媳妇。
父亲先是托本村的一个远房姑奶，把她后村的侄儿的姑娘介绍给我，说那个姑娘虽然不识字，但是膀大腰圆、丰乳肥臀的，在农村可是个干农活、生孩子的好手。
但是那个姑娘说，她都二十了，我还在上学，怕等不起，把她耽误了。另外她也不识字，找个高中生怕被看不起。
姑奶转述的时候，嘴里乖乖叽叽滋咂的，似乎满是遗憾，其实父亲听懂了她的意思。
于是父亲又找到了前曹村的曹金兰。当年她可是那一片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媒婆，对外约定俗成，说成一对收费二百元，另外再加一床缎子被面，新人结婚当天还要当仁不让坐上席，当然，礼钱是不必上的。
她家里开着小卖部，卖着些酱醋之类的，一进她家门就能闻到浓重的酸酸的味道。
人挤眉弄眼能说会道的，是个自来熟，跟谁说上三句话，就能拐着弯子攀上亲戚，在那一片人脉广的很。
用父亲的话说，是个“能人”。
因为也给儿子准备新房子，于是找到父亲为她家送几车石头打地基。
来来往往打了几次交道，父亲和她彼此就有些熟稔了。
媒婆曹金兰应邀坐着父亲的拖拉机，到我们家前前后后看了个遍，在心里盘恒着我们家里的条件，以及配对什么样合适的姑娘。
一上午她就在我们家的前屋里，靠着木门坐着，也不把自己当成外人，翘着个二郎腿，嗑着奶奶炒的散着焦香的葵花籽，一边进籽一边吐皮，嘴角两边净是籽沫，板凳前的的地上，不一会儿就是一堆籽皮，天南海北地吹嘘着自己在保媒拉纤方面有多么的成功，父亲谦卑地附和着，并且时不时地点头恭维着。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曹金兰也不客气了，就着父亲在集镇上买回来的猪头肉和妈妈炒的一些时令蔬菜，吃着家里珍藏着的粮食酒，如风卷残云。
然后，用手劈断了一根扫地的扫帚的尖，在袖口处蹭了几下，然后伸进嘴里，剔着牙缝里的肉丝。
饭后再啰里八嗦半天，最终，她和父亲敲定，一周时间内物色一个合适的姑娘，让我周末回来相亲。
最后，曹金兰打着酒嗝，坐上父亲的四轮拖拉机，“突突”地，一溜黑烟地回家去了。
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当时我的心情。说对异性没有好感吧，看到城里的男生女生堂而皇之地牵手，甚至有的在教室的最后面视若无人搂搂抱抱的，心里也如小鹿乱撞，羡慕得很。
果不其然，一周后的周六，当我疲惫不堪地蹬着老旧的自行车刚到家，还没有来的及擦掉脸上的汗珠子，父亲就喜不自胜地告诉我：“明天有女孩来我们家里相亲。早睡早起，养足精神，明天把那一身新衣服穿上，表现的好一些！”
当时我的心里有点懵，也有些扭扭捏捏的，手脚无措，又有些害羞，还有些渴望，更是有些期待。
我知道，我的高中，马上半途而废了；我的学业，就要寿终正寝了。
我将跟我们村子里的同龄人一样，即将有着自己的小家庭。
也在那片土地上，重复着父辈一样的生活，心里不免有些悲戚。
虽说读书未必能考的上，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掉了什么。
取而代之的是，我也将要有自己的女人啦！
也要像班上的一些男生，有了未婚妻啦。
过不了多久，就会娶过门来，分家另过，那时，家里就会有了一头牛，还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婆娘焐好的热炕头啦。
心里又燃起些许的激动。
想起来，表哥曾经跟我说过：“男人有三宝，丑媳妇薄地破棉袄。”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呢。
表哥故作神秘的说：“你想啊，这三件东西又丑又薄又破，那别人就都不来惦记着啦！”
要是明天来相亲的姑娘，不是一个如花似玉的明媚的女子，反倒是长得奇丑无比的黄脸婆娘，那可真是如何是好，带出去岂不丢大了面子。
心里盘算着，也想着班上的一个很有好感的女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那个女生，竟然有种失恋的哀伤。
生活，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可顺心之事却无一二。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十九岁的年华，少不经事。
稀里糊涂的上山，迷迷瞪瞪的过河，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被父辈的意志裹挟着，甚至命运都被别人安排着，人生被别人操控着，到哪里去找寻自我呢？
周日早晨。
按照父亲的要求，我穿上了新衣服。应姐姐话说：“嘻，真是帅气！”
姑奶也好奇地跑到我们家，恭维着父亲：“你们家的几个儿子，一个赛一个的帅气，今后，你们家的门槛估计都得踩平！”
父亲的表情略微有些骄傲，渐驼的背也似乎挺直了些。
母亲把家前园后都整理了一遍，看起来整洁干净多了。
奶奶也早早地起床，烧好了一锅开水冷着。
曹金兰带着一帮人，骑着几辆自行车到了我们家的门口，扎住了车子，进了前屋。
屋子里摆着一个四方桌，上面摆满了瓜子糖香烟茶水，一应俱全。
村子本身就不大，谁家来个陌生人，全村人都能知道。
再说这又是相亲的事，全村子的人恨不得都过来看看。
很快，我们家的门口，围满了黑压压的人。
父亲满面笑容地散烟发糖，接受着别人的羡慕和祝贺。姑奶帮着倒茶，也不时扫视着那个姑娘，心里跟他侄儿的姑娘对比一下。
曹金兰介绍说来的姑娘名叫冷雪，与我年龄相仿。略微有点羞涩地坐在她妈妈的身后。
她的爸爸，跟曹金兰抽着香烟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烟雾缭绕的后面，一双眼睛四处张望，看看并且推算着我们家的条件如何。
她的妈妈，嘴里嗑着瓜子，眼睛则锐利地上下打量着我，唯恐遗漏了哪些细节，是不是缺腿少胳膊斜眼豁鼻子啥的。
曹金兰冲我努努嘴，意思是到后屋里等着。
接着，曹金兰跟我进来。
“看上了吗？”
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只是笑了一下。
“那就是看上了？”
我还是没有回答，仍是笑了一下。
其实，在心里，把冷雪跟班上的女生比较了一下，也大概差不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还能说什么？
“那我再问一下人家姑娘的意见？”
曹金兰风风火火地去了前屋，不一会儿，把冷雪领了进来，看来姑娘对我的印象不错，想进一步了解了解。
我们分别坐在八仙桌子的两边，半天谁都不说话。
我偷眼看她，她也偷眼看我，四目相会，又悠忽转了它处，两个人的脸都是红红的。
冷雪皮肤很白，嘴唇非常红，樱桃色的红，单眼皮，林忆莲一样，眼睛跟我一样也不是很大，个头大概跟我母亲差不多。
没有任何一句话，我的十九岁，在父母之命下，在媒妁之言里，懵懵懂懂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段爱情。
第二个星期，再次从学校回家，根据媒人曹金兰的撮合，我和冷雪骑着一辆自行车，周日清早来到李集镇上。
一路上，冷雪坐在脚踏车的后架上，很自然地挽着我的腰，让我一路心神不宁。
在遥远的镇上，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按照冷雪的喜好，给冷雪买了春夏秋冬各两套服装，装在一个行李箱中，带回了她的家。
这在当年，叫做“过红”。
明显的感觉到，冷雪的父母亲，还是比较肯定我的。
虽说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我们家应该过去很多人，鸡鱼肉蛋还要准备许多篮子，上面铺满了红纸才对。到了女方家的门口，还要鞭炮齐鸣，昭告天下，这家的女子已经许了人家，今天“送红”来的。
但是，冷雪的父母，对我说，我还在上学，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招摇过市，还是以学业为重，只是暂时把女儿许了我，两个人先交往一段时间再说。“送红”这档子事，好菜不怕晚，晚点再办也不迟的。
多么通情达理的父母啊。
只是，后来，事情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起因，就是冷雪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食堂打工，认识了一个做饭炒菜的厨师。两个来自于外地的年轻人，不知什么原因，走到了一起。
这件事情，我一直蒙在鼓里，因为我还在学校里吃力地演算着数学物理化学题，那简直是烧脑的行为。
又是一个周末，回到家里，父亲欲言又止地告诉我，让我到后村的冷雪二姐冷梅家里一趟。
我已经觉得有事瞒着我，但我又怎么敢追问父亲的呢？
冷梅就在她家里等着我。
给冷雪买的行李箱就放在她家的八仙桌上。
一瞬间，我明白了缘由。
冷梅说出了冷雪在上海的所作所为，说是她们家对不起我，说冷雪对不起我，问我要怎么处理才好。
是要东西，还是要钱？
当时当地的风俗很直白，姑娘退亲，花多少钱，清清楚楚地，一分不少地退还给男方。如果男方变了心，一分钱也要不会。
我发端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的第一段恋情，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拉开开始的架势，就这样草率而又有些凄惶地结束了。
我怔了半天，说了三句话：“一，我不要人；二，我不要东西；三，我不要钱。”
然后毅然决然地出门，骑上车子，头也不回地就往学校里去，连家门都没有进。
一路上，我只想着一件事，就是从今后，我要好么好生地读书，我要给自己挣一个像模像样的未来，我要让冷雪对我刮目相看，我要让她后悔她当时在上海的草率的决定。
一年后，我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
父亲卖掉了家里的一头大肥猪，请了一场电影，把大队小队的干部，我小学、中学的老师，我的亲朋好友，大宴了一夜。
父亲送我到武汉的路上，无意地提起了冷雪。
“心里不要再恨冷雪了。一个姑娘家，孤身一人在外面也不容易。”
“阿爷啊，你想多了。其实在心里，我一直在感谢着她，没有她，我可能会在家里跟你一起下地耕地干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