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导读：市场经济极大的改变了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市场经济越发达，财富越充裕、越能实现个人幸福、越能更充分的满足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当下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急躁、焦虑、冲动、情绪化，正是因为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幅度确实是太大了。
我们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我要讲的主题跟这个看起来有一点远，是“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对社会转型的影响”，这个话题表面上看与金融危机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金融危机不管对中国社会有危机也好，没有危机也罢，以往我们都会看到，有任何一点事在社会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的耐心为什么这么少？我想从我们研究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过去30年经历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变化，也许就能够理解除了方方面面的一些抱怨，除了权力过度膨胀带来的社会不满之外，的确也存在很多别的原因。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比如说关于市场化改革，这个话题当然是七八年以前也提得比较多，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我们对于市场化这个名词的理解，一般都是把市场化这个名词理解为相对于政府权力的理解，就是市场随着供求关系在变化，来引导资金和资源配置，但实际上，我们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在中国社会过去30年发生的变化除了相对于政府权力而言的市场化改革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更根本性的、更基础性的发展。
我们这里说的社会价值，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这种权力，以及相对于这些权力而言的市场化变迁，实际上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来看，对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结构，特别是我要强调的中国个人这方面的意义是深远的。我顺便说一下，在过去几个月我讲的几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77、78、79、80级的大学毕业生，每天在想的可能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要解放中国，解救中国，但是我觉得中国今天应该把重点放在解救中国人，把个人从方方面面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关于市场化改革的范畴或者范围，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理解，比方说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樊纲教授跟我和陈平教授在讲的一个话题：以前的市场化和现在的市场化在价值和价格这些方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樊纲教授说了一句话：“不管交易是以货币来结算还是以人情、友情来结算都是市场交易”。从这个话题来看，我们仔细去了解社会，实际上在今天这个社会，以人情、友情作为单位的支付手段的这些内容越来越少了。
比如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之间经常你今天给我搬家，我明天骑着自行车送你到火车站等，我们也是在朋友之间、人与人之间做了很多交易，但都是以友情、人情作为结算单位的，就是我欠了你的人情要用人情来结算，结算单位不是以货币，而现在这些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比如搬家公司、出租车行业等现在这种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原来以友情、人情实行的交易都货币化了，当然在文化和社会学者里面产生了很多影响，其中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我们越来越不习惯了，在观念上对我们以往对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确实产生了一些冲击。当然我想更具体地讲一下市场化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特别是使得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对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比如就以家庭，特别是以夫妻关系作为一个例子，在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把一个家庭看作一个生产单位，一个production unit。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经典文化产品之一的黄梅戏里面的《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其中一段是“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夫妻的关系组成了一个家庭以后，首先第一个就是生产意义上的一个组织，一个production unit。但是，以生产为主要目的或者以生产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在过去这些年实际上经历的挑战和转型是非常大的。
大家想象几幅画面：第一幅是一对夫妻在赶着鸭子；第二幅是一对夫妻在种田、插秧；第三幅是一对夫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夫妻关系或者家庭结构。如果仔细想一想，之前我们也跟一些朋友在说的一些话题，就是原来儒家的家庭，特别是三纲五常，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很多生产活动与当时的生产性质关联得很紧。今天大家想一想，比如生产单位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农村，随着每年1%的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种城镇化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没办法像传统的家庭夫妻、自己的子女等，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在地里一起干活。像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花很多时间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其他兄弟在田里干活。那种情况下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现在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因为大家都进入工厂和公司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比如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来看夫妻之间在不同朝代(比如从宋朝、唐朝的时候开始)平均每年有多少时间在一起。按照这个指标来看，过去30年，中国夫妻每年花费的时间数量下降得非常多。因为这种公司化，原来的夫妻杂货店也慢慢随着家乐福、沃尔玛、国美等的出现受到冲击，这些夫妻每天在一起的时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企业规模化以后，不仅仅在商业领域夫妻店越来越少，在餐饮领域也随着麦当劳那些不同的连锁店、公司化的出现，中国的夫妻和家庭彼此花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当然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大家可能都是搞经济的，同时比较关心收入、利润等经济指标，但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意义上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些生产组织的变化、商业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变迁对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当然这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家庭过去30年的市场化发展，以及对中国最核心的社会基本单位产生的影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来理解，把家庭或者夫妻之外的家庭做一个更广泛的延伸，延伸到家谱的范围之内，家庭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转移的内部金融交易市场这个方面的中国传统家族所发挥的人际金融交易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冲击。比如中央电视台新版本的《四世同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愿望，就是原来四世同堂是家族式的境界。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特别是今天随着我们对儒家文化兴趣的上升，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我们越来越觉得要回到原来的那种四世同堂的境界，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种愿望越来越不容易实现了、越来越不现实了。我们可以把人的经济需要，除了温饱、吃、住、行和今天的生存需要之外，可以延伸到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领域，当然这就涉及一种超人际的金融交易安排到底以什么形式出现。
不同形式的安排最后为我们提供的生老病残的一些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的承诺是非常不一样的。简单地说，大致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就是解决跨时间风险分担、跨空间资源共享的交易。大致有四种方式来实现： 第一种就是由家庭、家族来实现跨时空的风险配置、人际资源的互相分享，跨时空地进行交换的安排。 第二种是以社团组织，像教会、庙会等来实现，这些在传统社会里面也是实现人际价值交换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第三种就是金融市场。 第四种是由政府通过公有制等分配来实现。 那么这四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在中国社会现在特别是近代都大致上经历过。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只是我想顺便强调一下刚才讲到的四世同堂这种境界今天之所以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容易重新再恢复和实现，主要的原因是原来我们用来支持四世同堂、三纲五常的这些秩序和孝道文化等对个人权力产生的冲击或者说产生的约束使我们现代人感到越来越不愿意再重新恢复这些东西。
我想最后说一下的就是今天随着金融市场，不管是保险行业还是证券行业、养老基金行业越来越发达了，提供的这些产品越来越丰富以后，给更多人特别是农村的人提供了相对于家庭之外的一些更好的替代性的安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定位从原来以生产和风险交易为主要目的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一些经济交易慢慢地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剥离出来，由金融市场来完成。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是搞经济学研究的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这种境界从生产的角度来讲越来越不现实，从风险交易的角度来讲，四世同堂实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家庭以后靠什么东西来定位?中国家庭的功能靠什么来代表一个最理想的家庭、最理想的境界?
我认为，我们大致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家庭功能：一个是经济交易、生产功能;另一个就是情感交易功能，感情交换、感情交流这个功能。但是，这两种情况随着中国市场化的发展越来越深入，特别是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了以后，家庭的生产和风险交易功能越来越被淡化了。我们知道，感情交流市场化的程度到目前为止是非常低的，尽管现在可能也有不同的服务网，当然有些话不能扯得太远，但是又慢慢出现了像美国有一些9字开头的电话，可以一分钟付上1美元或者是10美元跟一个陌生人进行对话，把你心里最苦闷的事跟他讲，以这种方式得到慰藉。但是总体上，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还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相对于货币化而言，在感情市场、感情交流这个领域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大家公认的、都能够进行感情交流结算的价值标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朋友之间，比如今天我觉得我给了你5份人情的帮助，明年你觉得你还给了我20份的人情，但是我觉得明年你可能只是还给了我4份人情，而今年我给了你5份人情的支持，所以这样一来，情感领域里的交易非常难做。这就是要看看美国社会的原因，可以看得出来，情感领域里的市场化程度是非常难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于家庭投入的时间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是更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情感是非常难市场化的。
当然生产交易、物质交换这些东西随着市场化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完全可以不需要通过婚姻来实现这些目的。我过去也写过一些文章，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实际上与市场化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关系也非常大，在此不对这方面多作讨论。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中国以后市场化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必要性也非常大。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和他的一些合作者做的一些研究，他这个研究讲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看看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老板的子女和亲戚从1991年到2006年到底嫁给了谁。他们发现，其中33%的家族企业老板的子女婚嫁往往是政治联姻，47%左右是商业联姻，就是把自己的子女与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联姻，通过这种商业联姻也可以达到某种意义上家族企业之间并购的效果，只有20%左右的婚姻是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然后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需要政府批准的这些行业的家族企业大概有93%要么为了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结婚，要么为了商业联盟结婚。越需要政府审批的、受到政府管制越严的行业的家族企业，越会倾向于用自己子女的婚姻作为交易的工具、作为交易的手段来达到拉近与政府的关系或者拉近商业关系这样的一些目的。
我之所以要跟大家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关系社会，但是在关系社会，特别是政府管制越多的社会，如果你喜欢那种人文价值，人文的关怀是你非常在乎的东西，那么当局权力市场化程度越低的社会，比如泰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这些地方，越是会把自己子女的婚姻、这一辈子的幸福作为牺牲品、作为交易的工具，以实现商业上的发展。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在美国，我们可能没有听说过巴菲特或者盖茨为了实现与其他公司在商业上的联盟要把女儿嫁给谁，也没有听说过美国的CEO们把自己的子女嫁给哪个政客的儿子或者娶哪个政客的女儿，以这种方式达到经济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职业经理人市场，包括政府管制的一些市场，市场化程度的高和低最终对个人生活的幸福、配偶婚嫁的选择空间都可以产生很多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以后的市场化发展的前景和必要性还是非常高的，而且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领域需要更进一步的市场化;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让中国人更多地获得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从这个约束空间中解放出来。
当然，最后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那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多的转型，特别是我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圈子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那么多的冲击和社会结构的断裂、断层，今天在整个中国社会，我们看到大家都比较急躁、都比较没有耐心，一有什么事儿都容易冲动，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些变化幅度确实是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