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父亲对田园的不舍，一位白领儿子对城市的迷恋，一位留守孙女的两难处境，一脉相承的三代人，陕西既是终点又是起点，上海既是远方又是归宿。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时空的不断转换，道不尽的人生悲欢，意在告诉我们，万物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不要忘记土地，要热爱那些耕种土地的人。
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致敬每一位热爱土地的人们。
2017年，农历五月初二，公历5月27日，适逢父亲八十岁大寿。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日子，我不是有意要赶在这一天为《后土寺》画上句号。当我写好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几乎是泪流满面的，我真想像最后一句话说的那样，朝着一座全新的寺庙全身心地跪下去。
又是一个通宵。我拉开窗帘，已经是早晨八九点钟，上海的天非常非常蓝，云不白不红、如有如无地挂着，尤其是风不轻不重、不冷不热地吹着，中间夹带着万物生长的气息。楼下传来两个孩子的议论，大意是在楼顶上起起落落的，到底是一群什么鸟儿，为什么会飞得那么快，为什么不停地飞出去又飞回来？我朝着楼下告诉他们，那是一群鸽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笔下的父亲陈先土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在儿子陈元的单位也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当时的对话还在耳边：陈先土指着下边说，那边飞的是什么？野鸡不像野鸡，老鸹不像老鸹。陈元说，那是鸽子。陈先土说，鸽子有什么用吗？陈元说，可以送信。陈先土说，难怪飞得那么快。陈元说，古代人养鸽子用来送信，如今养鸽子大部分是为了吃肉。我看了看《后土寺》的编号，已经达到226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打开了226次，从头开始了226次。
对于自己的人生，我喜欢拿猫来比喻，说自己就是一只猫。猫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不过，经过了重重磨难和人生悲欢，其中六条命不晓得死在什么时候，也许在上一个轮回，也许在这一个轮回，如今仅仅剩下三条命了。我用第一条命真诚地爱着我的每一个亲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包括那些卑微的人、弱小的蚂蚁、胆小的麻雀和麻木而又生机勃勃的一草一木。我用第二条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传统媒体，在日益物化、浮躁不堪得随时都会爆裂的时代，想胜任这份工作有时候更需要良心、责任心和全身心地投入，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工作，完全靠着写作来生活，原因是在它的平台上不仅仅有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份少得可怜的收入和少得可怜的虚荣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比起文学有着更直接更快速的普世功能，这么多年我有意无意中运用它的功能惠及了许许多多的人，多数是需要力量化解风雨的小草，也不乏一些需要掌声肯定的大树，这让我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让一个漂泊者得以安宁和踏实。我用第三条命虔诚地写作，可惜这条命没有白天，只有疲惫的夜晚——猫为捕鼠在夜晚出没，我为写作也在夜晚出没，而且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关掉灯，仅凭着电脑上磷火一样的荧光输入我所需要的文字，所以阳光很少照射得到我的文字，灯光有时候也照射不到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漆黑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们像怀胎腹中的甚至是连夜赶路的人，带着无穷的喜悦、紧张、恐惧和想象。
据说，猫之所以有九条命，与它们善于爬高的本领有关。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楼顶，又可以从高于自己几十倍的地方掉下来依然毫发无损，相对于人和其他动物而言它们的命就轻盈得多。那么我呢？我之所以是猫，同样取决于高于自己本身的东西——那就是文学。一直以来，我把文学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尤其是在创作《后土寺》的时候，我始终在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命不仅仅是用肉体做的，还应该是用一个个文字做的。再长寿的人，肉体都是会衰老的，都是会腐败的，灵魂都是会游离而去的，但是优秀的文字不一样，它们不像一把粮食，而像一把种子，你需要掌握好播种的季节，认真地把它们埋下去，埋在土里，然后为它们浇水施肥，再在另一个季节把它们收回来——它们就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一代代读者的呼唤中，重新醒过来，达到永生。我不晓得我的文字是不是能够到达永生，但是并不影响我一直向高处攀爬，正如猫一样，它们都有恐高症，但是并不影响它们凭借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功夫向楼顶上蹿。
所以，整整三年，除非是凌晨下班和在外出差，每当大地由明转暗，在草草地吃完饭之后，我就痛苦地把自己切成三份，把第一条命和第二条命进行转换、交接和放下，让第三条命开始上场。每次在凌晨两三点，甚至是早晨，准备关上电脑的时候，眼睛模糊得已经看不清键盘，连关闭显示屏的力气都不够了，站起来的那一刻大脑往往一片空白，我明白那是昏迷，或者叫瞬间的死亡。每当死亡短暂来临的时候，我就使劲地锤自己的胸脯，揪自己的耳朵，掐自己的鼻子，用疼痛来刺激自己，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去，一旦倒下去也许就醒不过来了。我醒不过来是无所谓的，我心中的一群人怎么办呢？有好几次，我以感冒发烧为借口，说服自己可以慢慢来，早点上床休息，但是躺在床上，无论闭上眼睛还是进入梦里，陈先土、陈元和麦子这些活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的父亲或者孩子，他们不睡觉，也不离开，总有无穷无尽的话要和我说，总有无休无止的能量来和我纠缠，有时候在呼喊我，有时候在望着我，有时候在埋怨我，有时候在指引我，使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不敢有一刻的安宁。他们像陈元接待的一群亲人，总怕没有安顿好他们，亏待了他们，委屈了他们，误解了他们，或者是误解了这个世界。
好在自己坚持下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宿——好好活着是一种归宿，安然逝去也是一种不错的归宿。他们终于可以离开我，独立地活着或者死亡，我们不妨把这一天叫做生日，让我们记住它们的生日——农历五月初二，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
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每一个节日都是盛大的，都是值得我们击鼓相庆的好日子。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端午，你要问为什么，我可以说出三条理由：第一，除了端午之外，所有的节日其实都是伤感的，都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烧纸，每次跪在他们坟前都有一股无名的悲伤，而且随着年龄越大时间越长，那些悲伤更加沉重，因为开始是怀念亲人和故乡，慢慢地，是怀念一去不返的时光，还有离死亡越来越近的自己。第二，端午，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屈原，虽然屈原也是需要纪念的，但是不需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凄切，纪念方式是挂艾草，吃粽子，赛龙舟，吟诗作对，还是非常浪漫的，甚至是积极向上的。说实话吧，这么多年，作为一个文人，我都是非常开心地度过端午节的，我愿意用任何一天来缅怀屈原，都不愿意在端午节去纪念屈原，原因是生命高于一切，无论你多么爱国，多么不得志，为什么不可以好好活着呢？只要活着，你就可以继续写诗，就还有希望。第三，端午临近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日子的到来，那就是我父亲的生日，这让我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节日，给这个延续了两千年的风俗注入了新内涵。
父亲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二，而现在又是《后土寺》诞生的时间，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在端午节前一个月，突然有人打电话问我陈先发是谁？我说是我父亲。对方说，那就对了，他说你是他儿子。打电话给我的是医生，他说父亲目前正在医院，根据检查的结果是患上了心肌梗塞，一生气，一激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在电话中告诉我，无非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做心脏搭桥手术，一种是药物治疗，但是父亲已经年龄太大，做心脏搭桥手术存在巨大风险，所以他们建议进行药物控制。接到电话之后，我泪流满面，立即推掉了所有的事务，订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在整个回家路上我一直是失眠的，一是担心父亲，二是担心我即将进入尾声的小说还能不能继续。当我回到丹凤县城，在医院见到父亲之后，我再一次吃惊地发现，是父亲冥冥之中在指引着我。父亲从来是不愿意进医院的，顶多是让村医开点药或者打点吊针，但是有一天早晨他感觉身体不舒服，于是糊里糊涂地锁上门，搭了一辆摩托车跑到了县医院——很少进城的他在没有任何人的陪同下竟然找到了县医院。接到父亲生病的消息，姐姐也再三劝说我，父亲应该没有事情，大老远的如果工作忙，还是不用回去了。我打电话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没有说自己的病情，而是告诉我他想我了。果然，当我突然出现在医院，他一下子扯掉了氧气管，拔掉了针头，从床上坐了起来，似乎我就是他的药，如今药到病除了，照着两位姐姐的说法，父亲病情突然好转了，脸色变得红润了，每顿能吃一大碗饭了，状态非常不错。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吵着要回家，理由并不出人意料，无非是几亩地等着下种。
我陪着父亲又住了几天，企图向父亲求证一些关于塔尔坪陈氏家族的故事，也许在我继续修改《后土寺》的时候用得着。可惜的是父亲听力严重障碍，表达能力急速下降，根本无法交流。正在这个时候，我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大堂兄，听到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后，立即从武关那边的寺庙赶过来了。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们老太嗲的：由于我们的成分不好，老是受人欺负，当时的队长以改河修地为名，要求我们把老太嗲的坟从平地迁走，而且必须埋在山上。我们只好听从安排，把老太嗲的坟起出来，重新安葬在九龙山上。大堂兄说，哪里晓得一下子埋到了龙眼里，大冬天挖泥巴的时候，泥巴不仅没有上冻，而且从下边冒着热气。我说，假的吧？大堂兄说，怎么会是假的，老太嗲是我亲自背上去的，而且是我亲自挖坑埋下去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一房出了多少人才？你们一个个发展得多好？剩下我一个没有出息，还是土农民，但是我儿子已经当领导了。我说，老太嗲埋的那个地方，上边有一棵大树，下边有一眼泉水，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大堂兄说，再好的风水有什么用？还要有德性！没有德性的人你把他们的老祖先埋在那里试试！肯定就不灵了。我们陈家另外一房，他们的老太嗲死了，请风水先生选坟地，据说选在了龙头上，但是埋人的那天，有一条黑狗跑到厨房找东西吃，有一个后人拿起菜刀，砍了黑狗一刀，黑狗不偏不倚，竟然跑到那块坟地，朝着坟地流了一摊子血，他们的老太嗲埋在龙头上有什么用？后人照样全部败掉了。我说，这个是假的吧？大堂兄笑了笑，说真的假的不晓得，反正狗血是辟邪的，也是辟神的，如果后人有德性，给黑狗喂一根猪骨头，风水就不会被破掉了。
德性，多好的词啊！这恐怕是点化众生的最好的法术吧？
在《后土寺》里，陈先土在弥留之际，一会儿在地上抓了抓，一会儿在空中抓了抓，一会儿在陈元的腿上敲了敲，问他干什么的时候，他要么说在拔草，要么说在摘扁豆，要么说在破柴火。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些不可想象的细节，在这次住院中，在病床上，在睡梦中，都真实地发生在父亲的身上。我认为，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哪怕我们已经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还是永远离不开土地，又如陈先土的一句话，我不种地，那些地就荒掉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吃的东西总应该是有人种出来的，总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无论是钢筋水泥还是机器武器，制造它们的材料归根结蒂不都是从土地里来的吗？于是我写了一首诗：一只鸟向下叫归巢/一束光向下叫照耀/一滴水向下叫流淌/一道闪电，一阵雷鸣，一颗流星/还有粮食和美酒，白昼和黑夜/还有长翅膀的天使和驾云的仙女/以及它们的爱人、孩子和影子/都在向下再向下/无条件地接近大地/最后，没有谁能留在空中/留在白云间，留在树梢上/留在火焰中，留在浪花里/最后，万物都在返回/光返回是一把泥土/水返回是一把泥土/火返回是大树和小草/再返回是清风和明月/清风和明月再返回/还是一把把泥土/最后，都会和诸神一起/留在地下三尺的地方
所以《后土寺》的用意，就是提醒人们一切都来自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不要忘记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总有一块土地是属于你的，是值得你尊重的。不要忘本，尊重土地，尊重耕种土地的人，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德性吗？
听到不是道士胜似道士的大堂兄的一番话，我的头皮发麻，似乎有灵魂一下子附在那几个人物身上。于是在我返回上海之后，立即对那些即将成型的文字，再一次做了系统的修订，这一次修订完成，我完全满意了，起码是安宁了。我不晓得这些被灵魂附体的人物能走多远，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意识恢复了，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可以靠自己行走天下了。
我又问了大堂兄一个问题 ，我们对爷爷都不叫爷爷，而是叫嗲，嗲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大堂兄说，我们一代代都这么叫，但是确实不晓得怎么写。最后我与大堂兄聊起了我们的院子，大堂兄担忧地说，那几间房子椽子烂了，瓦也碎掉了，一下雨就漏水。父亲一辈子都很在乎房子，明白我们聊的是房子，于是插话说，恐怕要倒了。我说，我给你重新盖几间新房吧。父亲说，你能给我盖几间新房我死也甘心了。大姐与大堂兄都说，盖新房要花几十万，父亲马上80岁了，我们也不可能回去了，已经没有必要了，还是修修吧。修房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出钱，由大姐具体请村上的人帮忙。
农历五月初一中午，大姐从塔尔坪打电话来说，全部买的新瓦，换的新椽子，在大家的帮忙下，房顶铺了瓦，地面铺了水泥，而且趁机用石灰把墙刷了一遍。父亲看到房子被修得那么好，第二天又是自己的生日，于是让大姐预备了烟酒，准备在院子里摆两桌子。父亲说，好几十年了，过生日都没有好好热闹热闹了。
农历五月初二清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当我为《后土寺》画上句号，关上电脑，关上窗子，用耳塞子塞住耳朵，窗外的世界立即消失了，那几个人也上路了，留下了几个冗长的背影。我面对着升起来的太阳，朝着一千多公里之外，对父亲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当我欣慰地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我的爱人带着儿子从外边回来了，他们从市场上买回来一把艾草，正在用一根红色的绳子朝大门上挂。艾草上还有根，还在滴水，那么新鲜，在上海是不可能生长的。这让我怀疑，这些艾草来自塔尔坪，而且是我当年亲手采摘的——当年端午节的前三天，也就是父亲生日当天，我会把牛放得远远的，把最肥美的艾草采摘回家，挂在我们家的大门上。一切都宛如眼前，一切似乎都刚刚过去，我还没有从童年走到中年，父亲没有从中年走向老年，陈氏家族也没有经历百年，似乎都在一瞬间就发生了。
我像一个分娩过后的母亲，身体的疼痛并没有过去，内心的喜悦也刚刚开始，那个躺在我身边的新生命从此自由了，它不需要再靠着胎盘生活了。我对它所具有的，只有牵挂，只有担忧，只有祝福。我想好好地睡一觉，然后起来前往玉佛寺，或者是干脆前往后土寺，几年前我许过一愿，如今大愿悉成，到了应该还愿的时候了。
愿上天保佑文学，愿大地保佑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