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学再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文学的发展可以说从未止歇，曾经一度乐此不疲的各种文学实验如今都已落下帷幕，当我们回过头审视来时路时，不难发现，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学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拨乱反正，某些观念似乎偏离了我们的文学传统，某些技术过于让人眼花缭乱，甚而至于某些作品像是专门用翻译腔复制出的西方文本。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批译介过来的外国作品的确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养分。但我个人始终觉得，写作者应该对此保持警惕，一种基于文化传统的自觉与自信，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吸收那些舶来的优秀文学元素，但更要善于从本民族的经典作品中寻求创新与融合的可能性，这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个人早先的文学给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评书和古典小说，比如《红楼梦》，而我多年来的枕边书依旧是这部古典著作。我听说当代有很多作家是不读《红楼梦》的，或者读了也不觉其味，这里面既有无知的不屑者，也有尴尬的难懂者。
但凡记性好的读者，一定不会忽略小说中的两个极渺小的人物，即小红和兴儿。小红是贾府世仆林之孝之女，因其“玉”字重了宝玉和黛玉的名，她本人就得做出牺牲更名小红。正是这样连原名都不保的小红，在小说中却跟凤姐却有一段经典对白，她说“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话语不多却像极了绕口令，里面竟有五个不同的“奶奶”，而小红却轻易地区分来，并流利地表达出这种复杂的人物关系。小红的聪明与伶俐也呼之欲出，作为一个三等女婢，小红当然是想往上爬的，人往高处走，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无可厚非。至于贾琏身边的小厮兴儿，其言谈最具幽默感，并能一针见血地揭示人物的性格本质。在跟尤二姐闲谈钗黛二人时，他说：“我们几个是大气也不敢出一下的，怕气出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怕气吹暖了，吹化了姓薛的。”兴儿还善意地提醒尤二姐要提防凤姐：“我告诉奶奶，一辈子别见她才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待小说就写到了“苦尤娘赚入大观园”及“弄小巧用借剑杀人”，兴儿所说的那些话全部应验了，凤姐心计之恶毒和手腕之残忍令人发指。
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奴才一样的小人物，为什么会叫人过目不忘？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曹雪芹在创作时，从来没有忽略他们的存在，并且在叙述过程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这样的小人物的器重，对底层和下人的高度体恤与同情，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自由地开口说话，即便小红和兴儿是那么卑微渺小，也同样让他们闪耀出独特的光彩，这就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开辟的一条路子，即用心写好小人物，也就写好了小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或者完全可以说，曹雪芹所秉持的正是一个现代写作者的视角，毫无偏见地充分展示小人物的谈吐举止和喜怒哀乐，这大概也是我从事创作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去阅读《红楼梦》的原因之一吧。在我看来，最古典的东西里面往往具有最可贵的现代性，《红楼梦》是最好的例证。
2017年《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了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父亲的婚事》。小说讲述丧妻多年的老父亲，在年关将近时准备再次谈婚，此事立刻在子女们中间掀起不小的波澜，最终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给这桩不可能的晚年婚事，涂抹上了尴尬而又无奈的色彩。作品问世后，获得了广大读者和专家的关注和赞许，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故事的结局不尽如人意，有的觉得过于世俗性的表达似乎削弱了人物的魅力。他们殊不知，小说里的人物不可能完全天马行空，这正如汉娜·阿伦特最著名的论断“人是条件性或局限性的存在”，我们谁也无法逃避现实。
而我最想说的是，中国当前的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年迈父母的赡养问题愈发凸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终有老去的一天，眼下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我小说里的故事，情节之荒诞，人性之幽暗，物事之鲜活，似乎远远比小说家来得更生猛活色。有时候，我觉得某些文学评论远比小说滞后，还优哉游哉地停留在对作品的大卸八块上，还闭门臆想着某个人物能不能按他们的逻辑煊赫一番，唯独不去考量我们的社会和当下。
还是回到这部小说中，最让我欣慰的地方并没有被太多人注意到，比如对于《红楼梦》经典叙述和传统元素的借鉴。故事里父亲对于子女们的反对态度心知肚明，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搬出了救兵——他的老妹子，即儿女们的老姑母，前来家中斡旋和调停。在写作这一章节里，我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浮现出《红楼梦》的经典影子或桥段。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观园里每逢年节时的家宴，以及他们猜拳行令的场面，《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故事和章节，几乎都是在这样的生活场景中不露声色地展开的。于是，我便精心设计了那个颇具民间智慧的老姑母，让她在春节的家庭聚会上活生生扮演了一回贾府中的“老太太”的形象，老姑母权衡利弊后在酒桌上提出新的酒令：她要求在座的子女讲述各自小时候跟父母相关的故事，老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借此唤醒儿女们对于父母养育之恩的深情记忆，并最终达到劝说他们接受父亲再婚这一事实的目的。
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在叙述当代老龄化社会以及养老等诸多现实问题，但是，正因为采取了嵌套式的类似于互文性表述，特别是巧妙地融合了《红楼梦》那种传统的叙事手法，使得整部小说在形式上具有了现代与古典、现实与过去的比照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次尝试也让传统叙事经验与当下的现实矛盾形成了积极有效的关联。由此，作为作者我也达到了在透视当代老龄人群精神空虚和婚姻不幸的同时，也将反思的深度或触角更多地延伸至过去，也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伦理之上。小说中的四位子女均以“仁、理、智、信”命名，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寄托着父辈们乃至古老中国对于子女遥远的祝福和希望，然而世事变迁之快，经济社会发展之迅猛，家庭伦理瓦解之可怕，早已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了，留给我们的正如《红楼梦》所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曾坦言：“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小说家亦如此，很多时候，促使我们完成一部作品的原动力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相信曹雪芹写了那么多不可复制的小人物，其中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人物和故事总是逼着他来展现的。作家但凡想要创作一部付诸心灵的作品，除了默默地观察和记录，更大程度上需要拿出真诚和体温，将心比心，哪怕是那些人物微如草芥，一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待小红和兴儿的那种悲悯的情怀，只要牵涉到他们无助的遭遇和不幸的命运，你就得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是同情，而是感同身受，并时时为之歌哭。《红楼梦》堪称为小人物树碑立传的典范之作，如何将当下的经验与我们的文学传统更好地融合，或许可以从中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