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的人》是一首诗。现在，《有的人》是一部长篇小说。
看似妙手偶得，实则其来有自，苦心经营。
在小说《有的人》中，提到了彭三郎的第一次写作。在那首诗（如果能叫做诗的话）中，写下了他对老师的“咬牙切齿”：李文标，我们在织你的殓布。不用说，这是对于另外一首诗歌《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直接套用。它像我们现在流行的、某某经典歌曲的落地版本一样，层次不高，原创不够，仅仅出于原始的、自我的、甚至是功利的感情色彩，有时简直近于戏谑了。
和这种简单的互文写作相比，小说《有的人》要复杂得多了。你看，诗歌变成了小说。以“有的人”为关键词，串起了整体的写作提纲。在文本的铺陈中，不仅有“小说”与“诗歌”的互文，还有“彭三郎”、“你”这种人称的变换，还有“彭三郎”、“小P”、“宋建设”这种角色的流转。这使得小说《有的人》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形成了一个连环的互文。又像一座座彼此相连的迷宫，迫使你去寻找、发现那通幽的曲径。
作家庞余亮早已构成了属于自己的互文体系：比如反复提起的庞家庄，比如父亲的形象，比如乡村教师的身份。在诗歌中，在散文中，在小说中。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表情与姿势。似曾相识，相互映照，互相补充。如果说，这种“互文”是一种加法或乘法的话，那么，《有的人》的写作则试图做减法、做除法，在仅仅保留某种语言模型的基础之上，探索更多的心灵空间与现代意味。
诗歌一针见血，小说山重水复。彭三郎的语文课本上，有三首诗：《有的人》《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有极强的针对性、时代性，但“有的人”这个标题体现了一种不确定性，更含蓄，更多义，更广阔。它既给诗歌的窗户拉上了窗帘，又交给了小说更为高远的想象天地。很有意味的是，诗歌《有的人》至少在字面上并无确指，但意义是外向的，而小说《有的人》有名有姓，人物众多，在意义上反而是内向的。它是溯流而上，它是痛定思痛，它是反躬自省。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比如陈皮，比如海子。比如父亲。
海子向死而生，以决绝的姿势，作为殉道者的形象被人仰望。陈皮则当头棒喝，死于意外，可谓惨烈。联系到他独一无二的家庭变故，更是令人悱恻。在去交子弹费的路上，外公对陈皮说：别叫我好外公，叫我坏外公，叫我东郭先生，叫我老混蛋。这个世界，对于陈皮，有没有同样的愧疚？！对于诗人，有没有同样的愧疚？！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西东。”诗人在物质世界中只是一个偶然，又是精神世界中的一个必然。精神世界无拘无束，物质世界里规则千丝万缕。海子让人无话可说、欲说还休，而陈皮，则让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个诗人熄灭了，在另一个诗人心里燃起了熊熊大火。
陈皮死后，彭三郎为他所做的一切，除了道义使然，同时也有来自诗歌的驱动。生命固然兔死狐悲，而诗歌精神的跌落尘埃，则是更为广大的人间悲剧。所以，对于彭三郎来说，他的长诗虽然叫做《完成》，但却一直没有真正完成。诗人死了，就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等待下文、而又难以接续的破折号。
父亲的亡也像这样一个破折号。母亲让人亲近，父亲则令人疏远。奇怪的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就要立即剪掉和母亲相连的脐带。一岁左右，就要断乳。母亲更多的是生理的、日常的、物质的。父亲呢，他与我们的联系，更多的是心理的、内在的、精神的。我们与父亲，同样连有脐带，同样存在哺乳关系。然而，要剪掉内在的、心理上与父亲相连的脐带，实现精神上、灵魂上的断乳，则要迟缓、隐秘得多。也许，这种“剪”与“断”，将持续一个人的一生。
父亲未必能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正如李文标不是一名合格的老师一样），但父亲是离我们最近的老师。父亲帮助我们确立相对独立的自我。总有一天，你会惊觉：原来父亲在暗中曾经给予了我们如此巨大的影响！父亲的亡，不过是在形式上切掉了父子之间的联系，在儿子幽暗的内心世界里，从此却点上了一盏长明灯。
尽管彭永强的所作所为堪称恶棍，但羞怯的、阴郁的、愤怒的儿子彭三郎还是写下了《父子一场》，并且还获得了大奖。如果说，诗人是另一个自己，那么，父亲则是又一个自己。父亲亡了，自己至少死去一半。半个身体与灵魂，如何在这孤独的世界里苛延残喘？！
李文标撕碎了课本。衰老和疾病撕碎了父亲。偶然的事故撕碎了陈皮。对于彭三郎来说，有的碎片叫课本，有的碎片叫父亲，有的碎片叫诗人。这是一个碎片的世界。父亲和诗人一样，都是我们的人生课本。吊诡的是，撕得越碎，记得越牢。课本、父亲、陈皮，都成为了彭三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暴力、死亡和混乱，它们挡住了本该灿烂的阳光，给生命投下了重重叠叠的阴影。
家庭中的父母。社会上的老师和朋友。我们的成长，离不开这些“挡在前面的人”。孙悟空再狠，唐僧有“紧箍咒”治他。贾宝玉听人一说“老爷来了”，随即拼命奔跑。孙权纵然“神武雄才”，也要“兼仗父兄之烈”。 《水浒传》就是一群朋友的故事。在家国情怀的抒写中，我们历来较多地宏大叙事，较少关注细弱的人心，挣扎的人性。《有的人》内求于父，外诉于友，恰恰是这样一种小叙事，甚至是微叙事，在类似独白、反省、沉思的语气和情境之中，将深重的父兄情结绵长、细腻、生动地展示出来。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父兄如同镜子一样，帮助我们看清自己，修改自己，完整自己。父亲即便是有罪的，我们也还是绕不过去。诗人当然是无辜的，但是个人该如何作为？一个人的成长不会顺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程序，也甚少古圣先贤“格物致知”般地自觉修行，它更多的表现为条件反射，过程为野蛮生长，最终实现水落石出，头角峥嵘。它像一颗被随意丢弃的种子，必须学会在缺少营养、风雨不时、虫咬鸟啄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开枝散叶，结出果实。我们的内心是荒芜还是繁茂，是枯竭还是丰盈，是冷漠还是温暖，决定于我们必然或偶然遇到的人，经过的事，听到的话，读过的书。每一个微小的空间，每一个琐碎的时间。
当然，每个人的成长不仅仅来自家庭、校园、小社会，更与时代、与大社会紧密关联。海子的死，意味着诗歌帝国的崩溃。陈皮的死，则言说着社会的江湖化。父亲的一言一行，与传统乡村的尾大不掉有关。在社会转型、人心流散、灵魂失重的环境之中，谁能够激浊扬清，独善其身？我们不妨问问：诗意如何栖居，人心如何收拾，乡村如何重塑？《有的人》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展开，它更关心的，是“彭三郎”的自我救赎：在迷乱、沦陷与失败之中，如何走向清明、秩序，重新拾得尊严与信心？
《有的人》结尾写道，彭三郎想得很深很深，又忍不住骂了句：细狗日的。我们不妨再问问：当我们不仅仅是儿子，也已经是父亲，我们如何来做好这样一个“挡在前面的人”？从父亲开始，又回到父亲。从儿子开始，又回到儿子。人伦永继，我们既站在父兄的肩膀之上，又必然要将自己的肩膀让给子女。每个人既是恒星，又是卫星。世道轮回，“父”的问题、“子”的问题一直在那里。原来，生与死，既是我们共同见证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独自完成的一次互文。诗人的死，父亲的亡，同样贯穿于这条人生主旋律，不过是洪钟大吕，出现了两次逻辑重音而已。
从有的人开始，到有的人结束。雄强的生活，始终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小说《有的人》就像一次折返跑，又像是庞余亮把左手交给右手，独自一人完成的一次接力。他让我们感到，死亡既像一把冰冷的利剑，又像一种温暖的粘合剂。既分离我们，又融合我们。在死者与生者之间纠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困惑，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不管我们写下的是诗歌还是小说，都不过是亡羊补牢、退而结网，在寻找一个坚定有力的自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