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传记文学，季宇的《段祺瑞传》显示出一个小说家打通文史藩篱的扎实功力，纪实的立场和传奇的笔法交相辉映，以当代眼光对历史作出深层的文化审视，将清末威震海内、叱咤风云的北洋巨魁段祺瑞真实而切近地推到台前。“三造共和”的“六不总理”在季宇笔下活色生香，隐含的价值判断和思想介入融合在严谨的笔触和翔实的史料当中，精彩地再现了波诡云谲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人物作出经典而独到的还原。
对于历史的解读，作家的态度和技法往往千差万别，季宇的选择是从客观平实的讲述入手，有理有据地接近历史原貌。我们知道，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任何人无法返回历史现场，这也就决定了被定格的历史总是带有历史定格者的隐含态度。从讲述人的主体性动作来看，对历史的讲述就是讲述人对历史的选择性认知，再客观的零度叙事也只能是一种假设，故而叙事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
当历史被讲述后，即成为有选择的历史，极易陷入封闭的格局，而主观意图的客观化，使历史的讲述蒙上一层超越叙事者态度的冷静面纱，由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完整性。以小说起家的季宇不乏浪漫的才情，却擅以平和冷静的语调讲述故事，以达到某种宁静致远的境界。在《段祺瑞传》中，段祺瑞个人宿命与时代宿命的纠缠与结合，就是在这种客观态度和零度立场与带有主观认知的历史相互拆解中，形成了文本的张力。
讲述的姿态决定了讲述的特征，《段祺瑞传》的重要叙事特点之一，在于历史主脉下的细节呈现。季宇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文学性和史料性相结合，是其一贯的写作方略，这种跨学科的杂糅和融通，除了使作品具有可靠性和可信度之外，还能够以“接近历史原貌”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作者基于现实的虚构而带来的意淫痕迹，使虚构与现实天衣无缝。而忠于历史大局的细节呈现，无疑是增加传记作品文学魅力的重要手段。譬如对人物心理的精微刻画、恰切的情景对话以及环境描写、气氛渲染等具有文学表现力的叙事技术的引入，使冰冷的历史有了复活的迹象，人物和事件都在历史背景当中进行富有弹性的表演，而非刻板、机械地“被讲述”，字里行间于是有了某种悠长的回味。经得起历史真实的推敲和考验，而又具备文学的精致和优雅，成就了得天独厚的《段祺瑞传》。
关于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这似乎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于季宇而言，较多地选择当事人的回忆，是纪实的基本方式。《段祺瑞传》中多处引入当事人的回忆录，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五花八门，甚至互相抵牾，表现出历史演进过程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季宇看来，当事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观点无论正误，起码比局外人的陈词更接近历史的原貌。争议是不可避免的，而正因为这些争议的引入，作品才有可能在不确定性中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索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季宇讲述历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情境，而他也明白，无论怎样精彩的讲述，只能无限接近而不可能抵达全部的历史真相。他在这个悖论中获得写作的动能和思维的愉悦，以独到的方式解密段祺瑞这个北洋风云的做局人和破局人。史实是过去的/他者的，思想却是现在的/作者的，故而季宇的根本目的，实则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情境，获得与纯粹的客观叙事策略完全相悖的文本效果，实现思想的深度介入。
对历史的“再现”和历史人物的“还原”，是纪实作品的起点，却远非一部优秀作品的终点。《段祺瑞传》以“接近历史原貌”的方式起步和发力，深度地呈现和表达那段藏于故纸堆里的陈旧历史，使一个堪称文学典型的段祺瑞呼之欲出，精彩地诠释了作者的叙述能力。虽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历史却在真实可信的讲述中自由生长，从而具有了摇曳多姿的形态和思想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