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花楹的花语是“宁静、深远、忧郁，在绝望中等待爱情”，南翔《洛杉矶的蓝花楹》的结尾，中国女子向老师在洛杉矶盛放的蓝花楹花丛中恰经历着一场近乎绝望的等待，她不知道她悄然爱上的古巴裔男人洛斯尔会不会赴约，更不知道在日后漫长的相处中，两种被不同文化基因所预制的价值观会碰撞出火花还是碰得人头破血流。小说没有提供一个已然完成的叙述句点，但正是其结尾的开放和模棱两可，让这个讲述深圳人在洛杉矶的故事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间和更强的指涉力，向老师忧郁又犹豫的等待不但携带着巨大的个体疼痛，更投射出跨文化、跨地域交流中未曾预料的“成见”。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从深圳到南加州大学访学的向老师因一桩小事故认识了古巴裔的美国货车司机洛斯尔，两人渐生爱意，但儿子的意外受伤改变了这一切，当事人恍然惊觉，原来两人亲密的情感牵扯里居然还横亘着那么深的文化沟壑。坦白说，类似中国人在异域的故事所在多有，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相逢中探讨人类情感困境也谈不上新鲜，但是《洛杉矶的蓝花楹》的特别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双向视角，不但以中观西，更以西观中，让读者触探到以全球化和现代性为名的斗篷下面，那些因民族与文化传统而生的误会和成见。就这一点而言，这篇小说让我想起老舍早年的一部被文学史忽略却意义非凡的长篇《二马》。
《二马》不但批判了英国人对中国人那种东方主义式的歪曲和矮化，也反省了中国人在与西方接触中囿于文化壁垒意识的排斥和隔膜，其中借人物之口道出的这种“人类的成见”若干年之后辗转又来，《洛杉矶的蓝花楹》里的向老师是大学老师，来自中国改革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她在与洛斯尔的交往中也并非那种矫情造作的路数，她享受与他身心融合的欢愉。然而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向老师却有着典型的“中国式妈妈”的行为习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谈到，由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所培育的良知系统反映子女教育上，对孩子的培养并不是朝向个体人格的完成，而是要塑造孩子符合社会关系里“做人的人格”。同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教诲，也不是让其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尤其不把他作为一个已有价值评判能力、懂得情感与欲望的商讨对象，而是讳莫如深。
小说里的向老师正是如此，在洛斯尔告诉她孩子早已经洞察他们夫妇离婚事实的那一刻，向老师都还认为自己与孩子父亲像模像样地做戏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和善意。也因为离婚独居，她把儿子秋生作为自己惟一的心理倚靠。正是这种心态的作祟，她不自觉地把对儿子的爱变成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苛责：在和洛斯尔相处的过程中，她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欲念，始终不敢直面儿子；当儿子在学校打球被小伙伴撞到时，她要投诉校方，指斥对方家长素质低下；同样为了保护儿子，她口不择言，攻击洛斯尔父女狼狈为奸，行如海盗。种种行为，终于让洛斯尔明白，身体的亲近弥合不了心灵距离的鸿沟，在这桩令他心痛不已的爱情中，洞见了人类的隔膜和“成见”，他曾经向往不已的“中国式妈妈”原来如此让他无法承受。
小说以“洛杉矶的蓝花楹”为题，不但照应故事的背景，还极好地烘托和映衬出人物凄惶的心理状态。一直把“儿子视作自己心中的明天”的向老师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一步，主动约洛斯尔见面，可在层层叠叠的蓝花楹的簇拥中，她突然陷入一种巨大的恍惚，那“庄严而又轻佻”、“明亮而又暧昧”、“坚硬而又柔软”的紫色仿佛将她内心里挣扎于儿子的未来与个人的幸福的焦灼具象化了。失去方向感的向老师把问题抛给了读者，面对花语缤纷中关于文化性格与普遍人性的纠缠，我们也有必要去洞见那被隐藏和包裹的“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