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以来，王宏图的小说始终在处理着城市叙事与欲望书写的问题。2006年，他的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东方出版中心）展开了其“欲海泅渡”的叙事探索，他笔下因金钱权势而身陷威胁的家族、被各种女性力量所诱惑的男主人公，似乎是延续了海派小说繁华与腐朽同在的现代性传统，烟视媚行的女性魅影与其说是女性个人的投射，不如说都市气韵的形构。对于上海，王宏图自有他独特的感觉结构为小说文体定锚。如他的小说主人公总像是一个阔别已久的旧人、或远道而来的知情人：“他这次原本是不想回上海的”（《忧郁的星期天》）、“早已不是第一回了：从旧金山经东京中转到上海”（《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他又回到上海来了。又回来了”（《迷阳》），而久违的上海也呈现为一种固执的偏见，形构为反浪漫的城市书写样态：“这座以贪得无厌著称于世的城市”（《别了，日耳曼尼亚》）。严厉又容易被背叛的父亲、“总是妈妈说了算”（《一一风荷举》）的强势母亲、深埋在记忆深处的女神、孱弱的家人的病体、若有似无的悲戚、间歇性无地自容的罪感、对挣脱的渴望、被爱欲束缚的愁烦，是王宏图小说着力刻画的要义，并于他数以百万字建构的文学世界中赋格。
《迷阳》却比王宏图之前的创作更走向极端。小说形式上的拓展是一方面，小说的叙事方式受到了书信、日记体、沉思录等哲学文体的影响，人物的建构也更趋向自由。他不断破坏着上海这座特殊的城市为每一个书写上海的人所制定的基于生计、财富、情感方式的共识与规范，赋予与之颇不协调的诸如“陷入不可控制的狂怒”的情绪、或“夫妻不像夫妻、父子不像父子”的迷狂中，以期去整饬、去单一，来还原生活在欲望之都中的欲望者本来可能的样子。吊诡的是，小说中过于激烈、极端、奇峻的欲望探索，令小说要义逼近于对于单一日常生活方式的恫吓与批判。
《迷阳》的故事说的是一个35岁的大学教师季希翔，冲动之下辞去教职。离开大学后，季希翔不仅“没寻觅到无拘无束的自由，反而沉陷到令人窒息的无聊之中”。跋涉情海的苦役令他不断沉思，不断忏悔，又重新燃起新的焦虑与不安。他怀疑古老的伦常孝道 （“父之于子，当何有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残酷的野性被唤醒，我们父子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与婚姻制度羁绊（“看，把两个人钉在永恒的刑柱上，让他们无休止地向公众做着道德表演”），却又难以自持地与“羁绊”滋生出日常的依恋。
季希翔不是没有挣扎和犹疑，他不断地给父亲写寄不出的信，这些心路历程充满骇人的机密，又遁于妥协与压抑。他心中的女神是父亲年轻的情人辰樱 （“她明明是喜欢我的”），他怀疑、甚至羡慕太太不忠（“但她毕竟是真有所爱”），又忿忿复仇于情人（“替身毕竟是替身”）。他无法真正超脱于情欲、金钱、与俗世生活的种种诱惑，坦诚“要诚实地做一个人，说多难就有多难”。何为诚实？是与欲望搏斗的狼狈。
小说尝试拷问的是文明社会之外，一个有欲有求、信马由缰的诚实的人究竟会是怎样的面貌。季希翔的行为可能充满瑕疵，他的经验却超拔于沉沦的恶道，断言婚姻不可能救人于欲海。情欲的杀伤范围失之偏颇，甚至波及孩童（川乐）和失能者（云亭），更不用说对于伦理和道德的威胁。欲望的身体从袒露欲望伊始可能就表现为奥古斯丁式的忏悔，“从我粪土般的肉欲中，从我勃发的青春中，吹起阵阵浓雾，笼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季希翔带着继母私奔到了土耳其，那本来是他情感生活中的华彩乐章、夙愿得偿，他终于完成了“弑父”的壮举，也挣脱了不幸婚姻的牢笼。伊斯坦布尔之行却并未为这段奇恋增色，反而令季希翔陷入更深邃的迷狂，他甚至出手想要杀害与他私奔的辰樱。
小说最终收束在近似帕斯卡尔的沉思处。“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久病的父亲在临终前承担了宽恕的重责，青春年少的小孙子还在五光十色的情色密林中寻觅宝藏，濒临精神分裂的儿子坠入迷情的荆棘时而疯狂时而羞愧。三代男性各自在情天旷野中吟咏“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读后令人怅然。
在小说中讨论情欲并不鲜见，纵观小说，辰樱像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莎乐美似的女性形象。她是复仇的工具，也是父子迷恋的客体。是他们的病，也是他们的药。她的存在并不为了妥善处置，而只是为了搅乱秩序。一如柏拉图的隐喻，情欲以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间接地出示那不可直述的状态。这种状态或许就是原始的争夺。一直以来，争夺是浪漫主义的上海所回避的，父子、兄弟、朋友间、婚姻内部的较量输赢，亲人之间的财富争夺与被压制的非理性，也是世故的上海人并不愿意放上台面来言说的，而王宏图的写作，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颇为奇异的上海男性秩序，那种多情的、迷途的、疯狂的、失序的儿女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