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羊腰子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只羊腰子，那李洱兄一定会为了这颗宝贝跟《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决斗。而且，非要揣测谁会赢的话，我想整日价昏昏沉沉神游八荒的布卢姆，一定不是狡猾的李洱兄的对手。这个布卢姆，是犹太形象的典型，是二十世纪风靡世界的犹太人形象之父。有一天我偶然翻书看见一个名叫李大卫的人说过的一句话：李洱是中国最具犹太作家气质的人。真是一针见血。
羊腰子腥膻，有新鲜粗粝的草莽之气，又带着勾逗人心蛮不讲理的魅惑，倒也很符合文学的气质。李洱曾经将羊腰子与先锋文学连接起来：九十年代，南方的先锋文学有博尔赫斯，而北方作家有羊腰子。羊腰子是肉，是内容。作家写作之初凭借满腔热情一路裸奔而去，由经历所限而形式大于内容，但当他们为形式挫败而经历愈益丰富时，往往会产生穿衣服的愿望，真正的内容开始呈现。先锋文学裸奔之后，后面的作家就知道要穿衣服了，“穿着衣服，吃着羊双肠”。这自然是李洱众多精妙比喻中的一个，却也是给“先锋”与“先锋”之后的文学勾勒了一个界碑。我总以为，羊腰子文学与裸奔文学之间，幸亏有一个李洱兄，并且，博尔赫斯跟羊腰子一点也不对立，他若来到中国，兴许也要跟李洱兄抢羊腰子的。
2、羞涩·蚌
羞涩，是赤子突面这个世界时不自觉地微微侧身，于极细微处向自己颔首。看上去，李洱兄与羞涩沾不上边。但我隐约觉得，李洱兄的羞涩，潜藏在他的狡黠之下，在“李洱式”哈哈大笑中如深水银鱼般一闪而过，等你稍有察觉抬眼追去，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几次反复后，便也不再执拗于细心分辨了，反而喜欢上这种明明灭灭的闪转腾挪。后来在他家客厅看到他养的蚌时，我几乎下意识地想到“羞涩”。谈话的时候，那两只蚌发出了声音，应该是它们爬动时硬壳与那个大瓷盆碰击了一下，李洱扭脸对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喊道，蚌，你说啊，有话就说！开始我们都没听清他在跟谁说话，以为他房间里还有人，但他说完就哈哈笑了，我们这才反应过来。蚌岂是轻易开口的，李洱兄，蚌若开口，秘密岂不都被你瞧了去？
尽管李洱兄羞于表现出羞涩，但他毫不掩饰他对“羞涩”的珍视。羞涩，这朵“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在葛仁与文德斯那里，被保护得馥郁清秀，葳蕤生光。
3、笑与抬头纹
吃着羊腰子跟你聊天的李洱兄，会笑得龙飞凤舞，沛然可亲。如果只看他的作品，不管是哪个主人公，都是面隐愁容忧戚于心，难免使人想象这就是作者的神情。然而李洱兄经常笑得爽亮彻底如顽童，使人不仅仅为他说的话笑，更为他的笑而笑，并在这鼻腔共鸣式的大笑中，“诚觉世事皆可原谅”。众人都提到了他的抬头纹，大概是因为他在《应物兄》中对此有所描述：“他曲肱而枕，摸了摸前额的皱纹。有那么深吗？没有嘛。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前额都有这么深的皱纹。这是他们家族的徽记。”李洱有话要讲时，往往有一个连贯动作：坐着的身体稍前倾，右手食指抬起，眼睛看着对面的某个人，眉毛拱成小浮桥——抬头纹出场。如果李洱的笑让你感觉他跳脱狡黠可亲可爱，那这抬头纹，便成了通往他言说对象的羊肠小道，或者陷阱。李洱的抬头纹快要笑飞了的时候，他自己就隐匿起来，看着听者或欣然或犹疑地踏上他的羊肠小道。
与李洱兄吃饭，饭是备受冷落的，因为当李洱兄支起胳膊点燃香烟，那夹烟手指瞬间就变成了烽火台。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反讽与抒情，善与恶，现实与虚构，玫瑰与粪便，猫奴与狗宝，各路兵马齐聚狼烟之下，在李洱兄的笑与抬头纹里姹紫嫣红电闪雷鸣。往往，前一秒他在跟你背一首长诗，后一秒，就开始对着车窗外的一条狗讲开了为什么狗在如厕的时候会死死盯着主人为什么猫要埋自己的粪便。面对谈话的李洱兄，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从口袋里掏出什么递给你，他的口袋仿佛风婆婆的神物，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但面对作品背后的李洱兄，你又能发现他对事物的细节吹毛求疵，极深研几。准确是小说家的美德，更是李洱兄将这个世界收入大脑版图时的绳墨戒尺。
4、诗性与智性
在李洱兄的小说中，意象总是少而突出（如悬铃木），而言说（追问，调侃，反讽，抒情）却俯拾即是。如果说，诗意彰显于意象，那诗性必然存于言说之中。不管是在《午后的诗学》还是在《应物兄》里，我们满眼满脑撞见的都是人，都是言说。人的思虑，人的话语，人的行动，它们之间永远有荒诞而必然、无奈又不甘的分离，似乎每个人都被迫生活在他的自身（行动）之上的一两米处的某个悬空点里——自身(行动)不是他本人吗？是，又不像是。费边曾感叹他的生活在自身之外，但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每个人都不可能生活在自身之外。漫步云端固然轻灵美好，人间烟火幼子啼笑就非妙境？也许诗性与智性，就并存在于这个分离之处，这个一两米的垂直空间中。
小说写作是一种智力工程。讲故事的人的美好时代已告一段落，现代人的似乎只能过着一个无关宏旨的、琐碎又精细的、重复而单调的日常生活，虽然不耐烦着，但对那事事皆戾毒的、斗兽场般的传奇历史也是疑惧多过期待（哪怕对于小说家而言）。在这种生活里提炼——而不是赋予——其意义更是一种智力工程。“准确”、“难度”是李洱小说外观，其背后则是他对人、世界、知识的深刻体认。生活或者说世界在变化，人、知识、世界这三者间的关系就也在变化，并因而催促小说表现发生变化。相比于很多传奇笔法，李洱兄的小说不会让读者感觉到他们所习惯的那种滔滔不绝欲罢不能，而是必须让你随时停下来，停在一种反思或挣脱里，看看前后看看自己——这种停顿甚至磕巴，就是智性对你的凝视。
5、谱系
智性写作，并不是在李洱兄这里横空出世，而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股涓涓细流。在李洱的小说中，人们往往一眼看见反讽与荒诞，看见黑色幽默，那或许是他的天性使然，但是就知识谱系而言，李洱兄与很多中国作家不同，与拉美文学爆炸不同，也与巴尔扎克、托翁不同；他也许更接近于伏尔泰，加缪，帕斯捷尔纳克，索尔·贝娄、史铁生，是以非传奇笔法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以静水流深的耐心与韧性，对日常生活层层逼近、抽丝剥茧。当然，虽同处于一个谱系，李洱兄的写作还是有很多变化，如史铁生的写作是带着灵魂哭笑问答的“灵”与“思”，由个体生命经验延展至宇宙万物，加缪的写作根源于对存在之荒诞的冲突与克服；而李洱的“智”与“思”，却是对知识本身、对各种言说传统的重新编码，使其焕然生新恣意盎然，人的意义，就在这种重新编码过程中，与世界的意义获得了紧密联系。正如《收获》的编者按所言，“李洱借鉴了经史子集的叙事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人的言谈和举止。《应物兄》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他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妥帖地渗入每个人物，每个叙事环节。”这是一种新的知识类型的小说，这对汉语叙事来讲，是极为少有的脉落。
6、葛任、应物兄与李洱兄
李洱兄曾说，“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我的家人能在我的枕边放上一本《花腔》，使葛任先生能听到我和他的对话，听到我最后的呼吸。”这话说得那么深情不耍花腔，简直让人一时间想不起他那狡黠的眼神。现在《应物兄》来了，不知道应物兄有没有跟葛任先生一样的待遇。我姑妄揣摩，应该是有的吧。
读《应物兄》，难免让人想到《红楼梦》，让人暗自揣测这是不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界红楼一梦，但是它又那么清醒，几乎可与所有的现实严丝合缝。红楼锦衣玉食酒令美人，看似形而下却指向形而上；《应物兄》铺开中国知识分子“思”之版图，看似形而上但绝不凌空虚蹈，有强烈的“救世”责任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李洱兄终于达成他的目标了吧？对他而言，不仅仅那些可见的东西可以被描写，不可见的“思”，也可作为小说描写对象。不管怎样，在《应物兄》中看着景移人换，如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着实惊喜不断。
《花腔》让人在寒冷中怀抱希望，《应物兄》厚重，宽容，悲悯。我总以为，应物兄与葛任有一种承续关系，应物兄，就是经历了革命，动乱，市场经济的葛任的后继者。越过午后那暧昧难明的光线，我仿佛能看见葛任的目光从历史中追寻而来，杳渺又温和地落在应物兄这些人的肩上。这也是我们深为感佩的地方，一个小说家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什么，接下来还能做什么，这不仅仅是难得的清醒，更是对历史的责任与交代。也许在将来会有文学史家这样总结道：中国的小说，专注于写知识，写思之本身的，在李洱这里才面目清晰起来。
写到这里，想起应物兄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前，我曾跟同事一道，与李洱兄在西山脚下小聚。李洱带着我们走过一个小桥，去喝小吊梨汤，吃糯米酒酿，主食是土炉子炕红薯。酒倒是不喝了，他说，晚上还要写稿。晚饭之后大家出门散步，隆冬的北京之夜，空气寒冷得几乎一碰就碎，西山脚下灯火恍若琉璃，风吹得李洱兄的烟头红如宝石。李洱兄难得地隐去笑和抬头纹，在我们的头顶上，一轮明月，正从浩渺人世中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