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我曾经那么渴望逃离石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想象和憧憬，而进入中年后，我也尝试过通过写作创造出一个精神的故乡来……90年代中期，我曾经野心勃勃地计划写一部以故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最终失败了，对此我深感惭愧。”[①]这是多年前刘继明剖白自己的创作心路时说过的一段话，其中流露的乡恋与乡愁情绪被平静而简略的表述一笔带过，既未引发当时访谈者继续追问的热情，后来的评论者也极少就此议题进行细究探讨。以“逃离故乡”开始成人之礼与文学之旅的刘继明几乎没有典型意义的乡土之作，但故乡的影子却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隐现，比如文化关怀时期的《桃花源》、《蓝庙》，底层叙事系列中的《送你一束红花草》、《父亲在油菜地里》等。事实上，那部“以故乡为背景”且被命名为《垄上书》的“失败之作”一直都萦绕在刘继明精神深处，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它，经过二十多年的时光淘洗和几度推翻重写，终以《人境》的面貌问世。在创作谈中，作者追述了《人境》写作的缘起、中断甚至“几乎另起炉灶”的过程，尤其强调“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现实”之于小说的内在意义，“过去了这么多年，无论是我本人，还是中国的现实和文学，都出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变化。当我重新开始写作时，因拥有了新的生活资源和思想动力，便可以摆脱原来构思的限制，以至仿佛是在写一部全新的小说了。”[②]与二十年多年前的雏形《垄上书》相比，《人境》或许已有天壤之别，但两者的血脉联系却是难以斩断的，《人境》依然坚持了“以故乡为背景”的创作初衷，只不过，时移事易，面对“新的现实”，作者选择了别一种方式去表达其心底不灭不断的乡愁。
归乡与建乡
2000年，出狱后的主人公马垃在一片萧索清冷的气氛中回到了神皇洲。透过阔别故乡多年的马垃的眼睛，小说描述了连绵秋雨笼罩下神皇洲的破败、暗淡与寥落：村路狭窄泥泞、田地撂荒、水渠干涸、水闸废弃、青壮年离乡、留守的老幼妇弱了无生机……
“这还是我记忆中的神皇洲吗？”返乡的马垃之惑、之叹为《人境》的乡愁基调弹响了第一串音符，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清晰可辨的震惊与伤感交织的情绪，接通了众多以“乡村衰败”为主题、以“悲凉”为基本审美特征的中国乡土文学经典。而这种由中间起笔的方式展开的叙事也颇精准有效，一方面可以借马垃的“陌生”之眼与“震惊”体验展现中国当下农村严峻的现实；另一方面，则便于通过前溯后展两个维度摹写人物“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命运故事，透过被时代裹挟的个体生命交织出对历史、社会、现实的质询。
与鲁迅《故乡》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不同的是，返乡之于马垃并非短暂的停留，而是切实的回归，他决定“留在神皇洲开垦这片撂荒的茅草滩”，把自己的命运与故乡、土地、村民联系在一起。马垃的选择意味着，面对“乡村衰败”这个被现代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反复厚描的主题，《人境》的重点不在于描述其衰落的过程，而是思考衰落的原因以及衰落之后的应对。归乡后的马垃貌似过上了一种传统文人晴耕雨读的理想生活：他在荒地上开辟了猕猴桃园与草莓苗圃，搭建起了自己的居所，同时，他“先是写一些零零星星的诗歌”，而后着手“写一本书，一本关于故乡和记忆、幻想和现实的书”。然而，时间已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加入WTO之后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境遇，其时“国际资本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农村这个大市场”，乡村成为了过剩资本新的增值空间。在叙事起点设定于2000年的《人境》中，神皇洲村民种植的抗虫棉与配套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皆为代表跨国资本的杜克公司所控制，而楚风集团的污染事件及搬迁计划、长江机电厂的改制风波，杜克公司也直接深涉其中，这些关键性的情节细节无不呈露出资本与权力相勾结、发展与公平相颉颃、道德与人性相纠缠等严峻而复杂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返归田园的马垃的“耕”与“读”毫无疑问将发生新变化。
在刘继明笔下，马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农民形象，他思想敏锐、内心丰富、情感深沉，有文化、有见识，也有家国情怀，是观察者、思考者，更是一个敢想敢干而又沉稳务实的实践者。马垃所关切的并非简单的一己之利益、一日之短长，能以更深广的视野观照自己处身其间的“三农”问题，既清楚地认识到过剩资本进入乡村的“必然逻辑”，也看到了小农作业方式下农民“在资本和科技的联手进攻面前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的残酷现实。马垃牵头成立了神皇洲第一个农业种植和销售专业合作社，积极筹划利用贷款解决村里的灌溉和饮水问题，架设电话线与网线，使乡村进入互联网时代，并设计了整治污染、种植花木、重建民居的蓝图，期望让乡村恢复曾经的绿荫如盖与古朴厚重。马垃的归来搅动了神皇洲的沉闷与涣散，他身上潜藏的内敛、深沉、博大转化成一种强烈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他以父亲般的爱与责任救助了吸毒少女唐草儿，给举目无亲的孤儿“小拐儿”以家的温暖与庇护，重树了谷雨等村民对土地的信心、对生活的奔头以及活着的尊严。“村民们散了多少年的心似乎又重新聚集起来了”，与此同时，马垃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孤单落寞的离群索居者变成了一个温暖而充实的人，踏实的劳动与真诚的奉献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目标及新生的感觉”。
从普泛的乡愁到切实的乡村建设，马垃不但为故乡带来了切实的改变，也完成了自身的精神超越。显然，在马垃这个集合了底层农民、传统文人、现代知识分子品质的人物形象身上，作者赋予了他诸多美质，尤其通过他已经展开的乡建行动或勾画的蓝图愿景，点亮了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于建嵘等来自不同时代、秉持不同理念的“乡建派”的身影，对于“凋敝的农村出路何在”这个重要问题表达了属于自己的个人见解。
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故乡正在沦陷、消逝、面目全非，一切熟悉的事物都在急剧的变化之中，每一个被巨大变化裹挟的亲历者都会体验到那种可以称之为“乡愁”的情感。“乡愁不仅发生于某个具体乡村，也是当前这种剧烈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运动中人们普遍而又自然的反映。无论是否来自乡村，我们往往对这种身处其中的巨大变化无知无觉，失落和怀旧、惆怅和无奈常常复杂地纠结在一起。”[③]刘继明的《人境》同样正视当下中国“乡愁”的多维性，在马垃之外，还通过因身体伤残被迫从打工的城市撤退回乡村的谷雨，一生痴恋土地誓与故土相始终的赵广富，以及身在城市心系乡土的慕容秋等形象为载体，展示了不同角度、不同境遇中的乡愁内涵。
小说下部以慕容秋为视点，故事的空间维度拓展到都市，表现了时代变幻中普通人群的隔膜与分化，国企改革背景下下岗工人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以及知识阶层的精神痼疾等问题，在城乡的联系与互动中勾画辽阔而复杂的“人境”。慕容秋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承担了不可或缺的枢纽性作用，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求索则是与马垃相互呼应、对照的另一种乡愁。作为一个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社会学教授，慕容秋的生命中有两个重要背景——神皇洲与W大学，前者联系着她热血激荡的青春与初恋，后者则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促成慕容秋由典型的学院派学者走向介入社会、知行合一的变化的，正是第二故乡神皇洲赋予的情怀、道义与永远的“乡愁”，使其决心从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超拔出来，直面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对于长江机电厂的“并购”风潮及其改制后的股权归属问题，慕容秋选择与广大的底层工人站在一起，“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和建议”，并决定“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小说结尾，当慕容秋终于回到神皇洲，终于面对那“埋葬了自己的初恋，还埋葬了一个时代”的“马坷的墓碑”时，她获得了灵魂的完整。这是慕容秋的人生归途，也是作者所理解并激赏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归宿。
历史反思与重构
一般而言，乡愁情绪因现实而触发，大抵会有一个“过往”作为对比性的参照物。在大多数因衰败的乡村现实与消逝的生活图景而起的挽歌声中，怀旧的对象往往推向前现代，尤其是革命之前的传统中国，彰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物或代代相传的世俗生活。《人境》也为叙事中的“当下”寻找了一个对比性的参照物，但它不是模糊暧昧的前现代的古老乡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神皇洲。
小说叙述者一再强调，马垃的成长之路关联着两个重要的精神领路人，一个是他的哥哥马坷，一个是他的大学老师逯永嘉：前者大公无私、勇敢坚韧，在一场大火中为抢救集体财产牺牲了生命；后者卓尔不群、恃才傲物，是改革开放背景下诞生的第一代“弄潮儿”，最后因经济犯罪而公司倒闭、死于非命。马坷和逯永嘉带给马垃不同的精神滋养，“他们不仅教会了他游泳的技艺，还以各自的死，让他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既不要做一个纯物质的人，也不要做一个纯精神的人。”[④]另一方面，马坷与逯永嘉的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也意味着他们对马垃的启蒙与影响都是阶段性的，马垃尚需寻觅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必须独自对自己后半辈子的生活做出选择”。
尽管马垃的大脑里发生过无数次马坷与逯永嘉的“争吵”与“辩论”，但就叙事篇幅与书写重心而言，马垃身上的红色精神密码才是《人境》的重点与亮点，借由这条历史脉络的清理与书写，作者对社会主义中国前三十年的精神遗产展开了重新的探访与检视。为了彰显马坷所代表的红色时代的影响力，小说还刻画了一系列与马坷相辅相成的时代同路人，如曾经的神皇洲大队队长兼贫协主席郭大碗、前河口公社书记丁长水、生产大队会计赵广富、拖拉机手老万、赤脚医生吴道坤，以及“为国家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即使受尽委屈也从无怨言”的水利工程师慕容云天。作者将这些因历史变革而被淡忘甚至遮蔽的形象重新带入读者视野，并试图重现某些洋溢着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精神风貌的“青春”片段，即如丁长水深情回忆的，“那会儿，农村可是年轻人的天下，姑娘小伙子们一边劳动一边赛歌，那叫啥来着，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田野上歌声嘹亮、人欢马叫，那场面想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⑤]在小说中，马垃成了郭大碗、丁长水等“落伍”者们少有的倾听者与交流人，他们启悟马垃认识到，“有时候，不一定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好，包括知识和观念。”
“这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文艺界一提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总是用一种否定加控诉的‘伤痕文学’模式，将那段历史简化为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似乎前三十年里全国人民什么‘好事’也没有做，整个都是一场瞎折腾。”[⑥]在《人境》中，作者借社会学学者何为之口对主流话语简单片面地理解历史、割裂历史、虚无历史的流弊进行了直接有力的批判，并力图重新采集、擦拭、拼合那些遗落已久的历史碎片，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整体性观照。小说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进行了重新的发掘，例如，“把集体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的马坷与“心理始终有个集体”的郭大碗的形象重申了公而忘私、乐于奉献的崇高品质，丁长水常态化地“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折射出了一种健康和谐的干群关系，赵广富“跟土疙瘩亲近，比对老婆还亲近”的戏语里饱含了质朴赤热的土地情怀，“当年春种秋收时你追我赶、人欢马叫”的回忆彰显了刚健明朗的劳动美学。但小说的整体构架并没有演变为浅薄的情感怀旧或毫无原则的赞歌，而是在秉持鲜明立场的同时展示出一种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础的辩证性眼光，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度叩问与深刻反思。
乡土中国最根本、最核心的土地政策是《人境》尤其关注的对象，作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复杂性，由现实问题为触点展开历史反思之旅，探求回应当下困境的答案。结束人民公社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固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极大作用，但这种举措并非完美无缺，小说中马垃因农田“过水”问题与种田大户赵广富发生了矛盾与冲突，究其因还是集体解散之后农村的人心涣散、组织空缺，现实中的神皇洲很难开展有效的合作劳动，导致“分田到户这么多年，没搞过几次像样的水利建设，现在的水利和灌溉设施，都还是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早就不能满足各村的用水需求了。”[⑦]如果说水利建设灌溉设施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维度，更严峻的现实则是单家独户的小农作业方式应对全球化、市场化时的软弱与乏力。在马垃看来，要想抵御市场风险，掌握生存主动权，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组织起来”。当然，马垃领头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非原样复制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它不改变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但继承了前者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核。作为一种新形势下出现的新型合作组织，在描摹马垃的“同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具体运作时，作者既强化了市场调查、科学规划、民主管理、集思广益等现代化的经营理路，也融入了生态种植、环境保护、网络、快递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元素。从马坷到马垃，从农业合作化到专业合作社，历史以相似而又不同的面貌迤逦向行、螺旋上升，对于集体、理想、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精神遗产的重申与召唤，使《人境》透露出了一种宏阔的整体性历史眼光，并赋予小说深刻的历史纵深感。
时代的列车轰然前行，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时光变迁中的每个人都无法真正斩断自己与过去、与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无论是个人或社会，历史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巨大存在。在《人境》的叙事中，作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历史溯源之企图，对几乎所有人物的来历与渊源都给予了必要的提示与描述：马垃童年时的玩伴郭东生变成了一个只在征收公粮税费及提留款时才现身的村干部，马垃大学时代的同窗丁友鹏最终变成了精明练达、踌躇满志的官员，而曾经共同插队神皇洲的慕容秋、辜朝阳、李海军、潘小苹、陈光，如今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国外资本的代理人，有的变身为集团董事，有的则成了不断边缘化的下岗工人……这是一些与乡土大地，与红色精神背景皆发生过血肉联系的人，他们对历史与现实有不同的理解与选择。中国当代史上历时长久且影响深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人境》思考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这场关涉万千人命运的运动到底是“耽误了整整一代人”，还是也有助于“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作者并没有抛出一个简单的是非黑白的断语，而是通过慕容秋等人物的故事叙写了知青的前世今生，在进行客观观照的同时并不讳言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后续变化的曲折性。因此，小说以慕容秋的体验表现了乡村大地与知青之间休戚与共的命运与深情，而辜朝阳与李海军扛着资本大旗重返乡村之举，则被作者深刻质疑“驰援抑或掠夺？”
“新时期之初，我们曾迷恋过尼采的那句名言‘重估一切价值’，当下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学，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出发和新一轮的释放。”[⑧]在作者审慎而又乐观的思考与评判中，需要“重估”的不仅有现实中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也指向历史遗产的回顾与重审，如此，“新一轮的出发和新一轮的释放”才不会陷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致敬、互文与象征
《人境》是一部关涉现实与历史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有关文学的小说，通过大量文学作品的穿插与融入，得以进行更切实有效的现实批判、历史回溯与文化反思。马垃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青年成长的最佳养料，她能使你的内心由贫瘠变为丰富，由狭窄变得辽阔，由懦弱变得坚强，由碌碌无为变得充满理想。尤其是书中那些个性突出、品质高尚的主人公，会不知不觉成为你的良师益友，值得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效仿、追随……”[⑨]这既是给他的学生兼合作社伙伴谷雨的赠言与鼓励，也是马垃成长经验的一种自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少年维特之烦恼》、《安娜·卡列尼娜》、《青春之歌》、《艳阳天》、《创业史》、《北方的河》、《平凡的世界》……这份由马垃的阅读史构成的书单串联起了马垃情感与思想的变化路径，在《人境》中，马垃的行动及故事的展开常常与马垃的阅读与思考相互穿插、映衬，既赋予主人公形象以独特的文艺气质，也为整部小说濡染了一种鲜明的人文色彩。
为合作社种植高产水稻之需，马垃与谷雨一起前往湖南长沙买粮种，这一情节与柳青《创业史》中的经典片段“梁生宝买稻种”构成了别有意味的对照。尽管马垃无需再度经历梁生宝啃风干的冷馍、宿车站票房、一分钱恨不能掰两半花的窘境，但他们情系故土乡民、胸怀合作社事业的心境却是一样的，而两部作品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行文方式也极其相似。除“买稻种”之外，《人境》里还有多处仿拟或呼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风格的地方。近三十则的“马坷日记”勾画了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的生产劳动、政治学习与文艺演出等活动，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旧迹，却洋溢着特别的青春朝气与明朗质朴的审美格调，不但与沉浸亲情乡愁、重审历史现实的马垃的思想情绪不相违和，还成为《人境》整体构架与氛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刻画马坷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时，小说大量借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英气勃勃”、“迎着朝阳、大步向前”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修辞笔法，例如：
“（大碗伯）走起路来总是那么快，一般人小跑着才跟得上，他一年上头除了冬天似乎都打着沾满泥巴的赤脚，肩上扛着一把铁锹，在神皇洲的田间地头和沟沟垴垴上转来转去，扯着洪亮的嗓门指派社员们做活路，看见谁偷懒，便沉下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通，从早忙到晚，也不知道他身上哪儿来的这么多精力。[⑩]
（丁长水）颧骨突出、面孔黧黑、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身穿旧军装，头戴草帽，肩上斜挎军用水壶，裤脚挽到膝盖，拄着竹竿，顶着烈日，大步流星走在乡间渠道上。[11]
（马坷）方脸阔鼻、浓眉大眼，留着个小平头，身材壮实得像一座铁塔，惊蛰刚过，天气还有些凉意，他却只穿了一件草绿色的背心，上面几个红色大字“农业学大寨”十分醒目，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像抹了一层桐油。[12]”
这些浮泛着革命气息的英雄素描虽出诸马垃和慕容秋的个体记忆，更携带了过去时代的共性特征，在《人境》所属的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氛围中，难免有些突兀生硬。问题是作者何以不避这种生硬？对并不欠缺艺术创造能力的刘继明来说，“仿造”显然是一种刻意而为——这样的描述与其说是“仿造”，不如说是一种“致敬”，使《人境》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构成“互文”性关联，以期深化读者的情感共鸣与理性思索。
相反，作者对马垃、慕容秋等人物进行现实叙事时则表现出了更丰富多姿的笔墨，从容优裕、游刃有余。与梁生宝、马坷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不同的是，《人境》赋予了马垃与慕容秋更多属于内心的东西，在透明纯粹的理想人格之外增加了人物性格的层次性与复杂度。甫一出场，马垃的形象即被赋予了一种“沉思”的色调，与之偕同返乡的既有“重新检视自己走过的路，思考下半辈子该怎么活”这个“严峻”的生命之问，还有来自马坷与逯永嘉两个精神导师的不同思想资源的缠绕、辩驳与冲击。如果说逝于华年的马坷将其纯净无瑕永远定格在二十五岁，那么，进入中年后的马垃却日渐减退了对于“保尔”的热情，变得“更喜欢列文了”。《人境》着意将马垃刻画为一个近于“列文”式的人物形象，孤独、忧伤而又拙朴、坚定，对生命、死亡、自我、存在等抽象问题有不懈的思考与追寻，马垃关于家国历史、社会现实的宏大思考也跟他个体的心灵跋涉、精神求索互为关联。同样，慕容秋每一次人生抉择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不断指向精神纯洁的路标。对慕容秋来说，与马坷的初恋是最值得珍视的青春记忆，甚至因此而影响到了与辜朝阳的现世婚姻，但小说并未将其情感选择简单化，而将马坷之死转化成无限延宕的历史拷问以及慕容秋的精神自疑——“如果他没有在一场大火中丧身……慕容，你真的会跟他结合吗？”小说给予的真实且合理的答案是，“她想给出一个果断鲜明的回答，可总是做不到。‘也许，不过……’她在含糊不清的词句中备受煎熬，惶惑不安，仿佛做了什么心虚的事。”[13]这些于故事情境中自然展现的心理世界与精神深度，使《人境》在理性、思辨的整体性框架中多了些抒情、诗意的润泽与温度。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即便《人境》表现出了某些回归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姿势，从当下出发的这种回归最终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回望而非真正的回撤。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使《人境》难以完全复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技法模式，如透明的人物情感、明晰的道德评价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单纯信念等，而出现了更多繁复的表达。小说中，作为马垃居所的“带风车的房子”即是这样一个饶有象征意味的审美意象：
它的房顶尖而细，像一根竹笋，最奇怪的是房顶上耸立的那架风车，用桐油刷得黄橙橙的，每一片风扇足足有两米长，无风的日子，风车自然纹丝不动，风大时它就会转动，开始转得很慢，渐渐速度就快起来，而且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14]
房子坐落在堤脚下，面朝着大片的稻田。屋顶上的那架风车在微风中缓慢地转动着，风车是木制的，上过桐油，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古铜色的光泽。远远望去，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蛰伏在堤脚下，显得有点儿孤单和落寞……[15]
在村庄、江堤、阳光、清风的背景下，这座“带风车的房子”如印象派油画般优美、童话一样煦暖，它吸引着村民们好奇的目光，却终归还是孤单、落寞，暗示了马垃如唐·吉诃德一般“不合时宜”的命运。当“上边”决定将污染企业楚风集团搬迁到神皇洲时，一场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这既是一次自然界的灾祸，也裹挟了资本与权力的压力与蛊惑，其时，“马垃家楼顶上那架风车也散了架，只剩下几根残缺的辐条露在浑浊的水面上”；当神皇洲村民最终妥协、撤离村庄、“成为城里人”之后，唯有马垃“一直住在堤上大碗伯以前住过的那座哨棚里”，成为神皇洲最后的守护人。而坚守的马垃又将何去何从？为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常以浪漫主义笔法描摹光明结局，与这种处理方式不同的是，《人境》的尾声部分含混而开放：马垃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家园被毁，梦见了他的两个精神偶像的争执，梦见了一个模糊而又眼熟的人影“从大雾散尽后的旷野上走来”，“仿佛某个失散多年的亲人和朋友”。这个“失散多年的亲人和朋友”是马坷，逯永嘉，抑或慕容秋？《人境》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显然，面对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任何简单轻忽的答复都是草率而无意义的，此时，基于现实主义而又超越现实主义的综合性笔墨与技法方显得更恰切、更有效。
在中国当代文坛，刘继明是一个特立独行、具有浓厚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1990年代的“文化关怀”小说已表现出了追求融情怀于艺术的倾向，及至新世纪之后的“底层”叙事，其“思想书写”的特质愈益清晰。就作家的创作路径与思想发展而言，《人境》的出现可谓顺理成章，小说以敏锐的观察、深入的反思、丰赡的叙事介入现实，对当下严峻的社会问题及其复杂的历史渊源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可视为刘继明思想性书写的集成之作。作为一部沉淀了二十多年时光的“旧稿新作”，其真挚热烈、绵长丰富的情感底蕴使小说于理性思辨之外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与生机。乡愁，是飞速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共有的情绪，它冲击着作者，裹挟着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为《人境》叙事的起点、内容的注脚以及主旨的归结处；而政治视野的介入，则使乡愁这一普泛化了的时代情感凸显出了更丰富的内涵、坚实的质地。而更值得重视的是，政治视野观照下的乡愁书写，使《人境》为 “纯文学化”和碎片化的中国当下小说创作拓展出了一个新的维度，在通往亚里斯多德所谓“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的“诗”之高度的路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闪亮的句点。
注释：
[①]田甜、刘继明：《“我差点儿成为了基督徒”——刘继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②]刘继明：《在新的现实面前》，《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
[③]潘家恩：《双面的浪漫与维多的乡愁》，《读书》2016年第5期。
[④]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477页。
[⑤]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⑥]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375页。
[⑦]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⑧]刘继明：《在新的现实面前》，《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
[⑨]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⑩]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11]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12]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475页。
[13]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页。
[14]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15]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