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制度实施的一千多年里中国读书人的终极梦想。这场古代“高考”让多少读书人魂牵梦绕，也留下许多趣闻轶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黄章“百岁观场”
《儒林外史》中，范进考了20多回，一直到54岁时才考中举人，得知喜讯后高兴得都疯了。
虽然范进中举的故事是小说虚构，但所反映的情况确是历史真实。在科举史上，像范进这样54岁，甚至更大年纪还参加考试的考生并不稀奇。
明末人谈迁的《枣林杂俎》记载有刘珠、董又莘两位进士，均为高龄考生。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湖北老乡”，关系很好。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考中进士。
而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莘到70岁“古稀之年”才考中进士，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好在董又莘长寿，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
而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考生”年龄最高纪录的，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乡试时已102岁，已有重孙子了。入帷时，黄章由曾孙引导入场，还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百岁观场”四个大字，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105岁时也考不中，到108岁时才有好运，成为千古奇谈。
活到老，考到老
白居易“行劵”遇知音
在唐代，考生考完不离京，除了“夏课”复习的需要外，与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这就是“行卷”。
所谓“行卷”，说白了就是考生拉关系，走后门。考生将自己觉得得意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送给官场权贵和学界名流，求得这些“贵人”、“名人”的赏识，增加考官对自己的“印象分”。
据《唐摭言》记载，贞元十六年，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没一点名气，他便带着自己的诗作，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诗人顾况，想让顾况推荐自己。顾况听罢白居易报上姓名来意后，一边翻读白居易的试卷，一边打趣说：“白居易，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你想居住下来可不容易啊。”但是当顾况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大为吃惊，当即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白居易因顾况的美言而受到京城文人显贵的青睐，也在当年顺利考中进士。
白居易“行劵”遇知音
苏轼“想当然”折服主考官
北宋嘉佑二年，宋仁宗任命欧阳修为主考官主持礼部考试，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苏氏父子三人也在参考之列。苏轼以“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为论点写了一篇文章。副主考梅尧臣读罢此文，唏嘘不已，感叹有“孟轲之风”，十分看重，当即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后，也很赞赏此文，就是对文章中苏轼引用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感觉颇为模糊，想不起出自何处。但是又觉得这段史料对论点论述地严丝合缝，没有任何不妥。于是大笔一挥，点了这名考生进士第二名。
考试过去之后，欧阳修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哪本经书记载?我怎么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想当然而。”苏轼说，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他理政时期，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苏轼“想当然”折服主考官
欧阳修大惊，认为苏轼这个人善于读书，善于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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