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实行一千多年，历经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无数人通过科举显身扬名，不论他们的身份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文学家，不管他们如何著作等身，名篇佳什如何精彩绝伦，很少见到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文章能够流传下来，更不用说被众口传诵，历千年而不衰。
中国古代科举实行一千多年
苏轼22岁时参加进士考试时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可以说是“高考作文”史上空前绝后之作，不能说其他的应试文章都不如苏轼此文，但确实找不出第二篇有如此多受众和知名度的科举应试文章。
那么苏轼这篇“高考作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全文才六百余字，其主旨在于论证刑赏的目的是劝善惩恶，是忠厚道德的最高表现。只有“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赏罚皆以“仁义”为标准，才可以达到大治天下的目的。
苏轼的“高考作文”可谓空前绝后之作
当时流行一种叫“太学体”的文风，以生僻险怪为风尚。欧阳修利用以翰林学士主持礼部贡举的机会，决心痛惩这股歪风邪气，肃清文坛风气。当时有个叫刘几的国学学子，喜欢写作险怪之语，引起众多士子跟风效仿，已成风气。欧阳修在主持科举时明确表示，凡是写作这类文章者，一概不录取。有一举子写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认为这肯定是刘几所为，在后面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用大红笔从头至尾横抹一通，判上“大纰缪”张榜公示。
苏轼这篇文章差点就得了第一名，因为其文章一反“太学体”的险怪奇涩，无所藻饰。既阐发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梅尧臣在阅卷时发现了苏轼的文章，将之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十分惊喜，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又怀疑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因为宋代科举考试为防止作弊，将考生的答卷重抄一遍送给阅卷管评阅，既没有了原来的笔迹，也没有考生姓名。所以为了避嫌，只好把苏轼的文章屈居为第二。
苏轼的科举文章差点名列榜首
真是艺高人胆大，在文章中有一处典故竟是苏轼无中生有，想当然写出来的。文章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苏轼得中后，前去拜欧阳修，欧阳修遂问苏轼文章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东坡回道：“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后来翻检《三国志》发现书中并没有记载。过几天再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赏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说，当初武王伐纣的时候，把妲己赏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曹操惊讶地问哪本书上记载的，孔融说，以今天的事情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我也是以尧的仁厚和舜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欧阳修大为惊讶，认为“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在当时广为流传
苏轼的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虽为科举应试之作，但因文风平易，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正确方向;充满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以及在写作上的翻新出奇，使得文章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而后历代又被选入各种古文选本，特别是被选入《古文观止》这本至今常见书中，更是让这片篇文章飞入千家万户，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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